情书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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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培站在大海边，远远一个背影。他刚读完凯撒的来信，信中的内容很不祥：凯撒拒绝了停战提议，一定要对落荒而逃的庞培穷追不舍，直到把他的人马赶尽杀绝为止。庞培握着手中的信笺，一时茫然无措，转过身，对跪在海滩上的信使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一定很高兴吧？你，一个奴隶，不需要意志，不需要做决定，象水中的一块浮木，该是多么惬意……

    《罗马帝国》是我出国十年来完整看下来的唯一一部外国电视连续剧。这个长达22集的电视剧看下来，仔细回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竟然是上面这个对剧情无足轻重的画面。一个世界上头号强国的国君，站在大海边，对着一个一无所有的奴隶，表达他的嫉妒。

    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曾深深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呢？那简直是世界上职业风险最高的工种，危险系数肯定高于矿工、赛车手或者拳击运动员。南梁皇帝萧衍被活活饿死，宗钦宗被马踩死，隋帝杨广被绞死，北魏帝元诩被亲生母亲毒死……可以说死法五花八门推陈出新。我想没学过统计知识可真是害死人，不然这些皇帝应该知道以下悲惨的数据：据说中国历史中生卒年月可考的皇帝平均年龄只有39岁，刨去新生儿死亡率不算的话，比普通人平均寿命要低18岁，而且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普通人。

    当然高风险也伴随着高收益。当了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饭桌上佳肴百味，但是说真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胃，他能吃掉多少东西呢？一个男人也只有一个性器官，他又能睡多少美女？同治皇帝勇于在床上挑战自我，结果死在了梅毒上，可见睡女人这事，也不是多多益善。至于美味佳肴，我们知道，吃多了鸡鸭鱼肉会血脂升高搞不好会还会弄出冠心病，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毅力去跑跑步机。

    在反思集权体制时，我们惯常的思路往往是它如何为害民众，却很少想到专制者本身往往也是受害者之一。在《罗马帝国》里，想独霸执政官权的庞培被前部下割下头颅，叛乱即位的凯撒被布鲁图斯杀死在元老院里，一心想成为第一夫人的阿提娅被所有的男人背叛，三巨头之一安东尼被被逼自杀，工于心计的埃及艳后成为屋大维的阶下囚……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像个爱恶作剧的孩子，而权力是伊甸园里的苹果，亚当和夏娃们不断地向它伸出手去，等他们几乎要够着它时，上帝突然把苹果给抽开去。于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被诱惑的人一个个栽下天堂去。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传说中的辩证法，简洁又生硬。

    据说著名贪官胡长清临刑前曾感慨，如果我们早点放开新闻监督，也许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当然不是所有贪官都象他这样倒霉，他们吃了无数鸡鸭鱼肉睡了无数女人还在吃鸡鸭鱼肉还在睡女人还将吃鸡鸭鱼肉还将睡女人，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算不是他们自己还，也将是他们的重子重孙还。崇祯在树上吊死时，也许至死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Well，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问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去。戈尔巴乔夫倒台时，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救国救民的一片苦心为何换来如此下场，对不起，老先生，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积重难返”。

    我常常觉得佛教有它的科学性，它讲因果，讲报应，讲积德与积怨。当然它没用科学的语言来讲，但道理却未必经不起检验。很难想象一个人终日鸡鸭鱼肉而能够做到血脂如常，或者睡女三千仍然健壮如牛。怀抱权力就象怀抱一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游戏中，总有一个最后接到炸弹的倒霉蛋。

    去年国内有本卖得挺火的官场小说《苍黄》。读了之后我简直对基层官员产生由衷同情。我想做官真累啊， 今天要组织截访，明天要组织删贴，后天要暗算某人，大后天要被某人暗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权力几乎就是个负担。我想我要是书中的县长局长主任什么的，肯定无比悲怆，不就是多吃几口肉多睡几个女人嘛，活得如此心力交瘁草木皆兵过街老鼠，这事到底划不划算。

    但我最感同情的还是清末的光绪。他甚至没有选择去追逐权力，而只是被权力选择。孤单的少年，坐在空旷皇宫的巨大座椅上，徒劳地守卫一个空心帝国。小小年纪要凌晨四点起床，要读枯燥的诗书，要严守礼仪，要忧国忧民……100多年后，他应该是大街上一个穿耐克鞋听ipod的孩子，但是他不幸生在了100年前的爱新觉罗家庭。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当年的庞培注视那个信使一样注视过宫中的太监，想：若我能像他一样成为水中的浮木，该是何等的惬意。我想世上大约没有谁比那些身处权力顶峰的人更懂得权力的悲剧，但这只能是他们无处言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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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不时有小朋友问我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正好《南方周末》约写一篇个人读书体验，算是一并作答。可算经验，也可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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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仍然记得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的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译本，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极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在那坐两个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Henry James到Octavia Paz，经常有读着读着就有把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上面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当下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其实肖邦也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周杰伦嘛。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Prezworski, Inglehart, 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印度简史》、《小议台湾土改》、《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栏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Matrix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象韦伯所说的那样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读很多更严谨、更扎实、更细化的经验研究作品，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东西呢？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自从我的阅读品味大幅度“堕落”之后，我发现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以前是我在使劲拉着一辆马车试图走出泥沼，而现在则是儿童辨识动植物的大自然之旅。如果我很关心“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可能会去读马克思、读卢梭、读施密特，现在我则会去读有关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政治竞选捐款的来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议题媒体曝光度和总统的态度韧性等等书、文章或甚至新闻报道。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它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那些虽宏大但浮空的判断要有力量的多。

    所以我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录让你枕着它睡大觉。振聋发聩的东西，我一向觉得可疑。

    所以我推荐的这几本书大多未必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名著，但多是经验研究，都在不同时期给过我重要的启迪。《Thought Reform and Psychology of Totalism》、《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分别是我觉得中英文世界最好的中国革命研究著作；《Polyarchy》《Populism against Liberalism》《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s and Democracy》是几本研究民主制度的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民主，而不是作为抽象理念的民主，对我影响都很大——对其中的观点，我不一定都同意，但是其中的思路，都让我很开眼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基本上是当作恐怖小说来读的，因为当真几乎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让我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豁然开朗之感；《牛鬼蛇神录》和《The Whisperers》分别是从个体的角度回忆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史，我相信如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代青少年都能读这两本书，人类的未来将会避免无数悲剧；《Why Globalization Works》《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分别是讨论当代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并且在各自领域——在我看来——最好的书，在一个“打倒新自由主义”已经称为中外知识界时尚的世界里，Martin Wolf基本上是在说：在喊“狼来了”之前，先看看那匹狼真的是狼吗？而黄亚生则是在说：在为中国模式倾倒之前，请让我们先透析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月亮和六便士》《Fountainhead》这两本是我喜爱的小说，其主题其实很像，小说里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都是：如果得到自我的代价是失去全世界，那么我不介意把指甲缝里的这个“全世界”给剔掉。

    正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因此需要补充的营养元素不同，我的推荐书目的阅读经验未必适合其他人。我想说的只是，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将你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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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涉书目：

    Robert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Psychology of Totalism， University of N. Carolina Press, 1989 edition (罗伯特·立夫顿 《思想改造和全权主义心理》，北卡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Robert Dahl, Polyarchy，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罗伯特·达尔 《多元政体》，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1)

    Bryan Caplan， 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幻象》，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7)

    William Riker， Populism against Liberalism，  Waveland Pr Inc, 1988 (威廉·莱克 《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威乌兰德出版社，1988)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罗纳德·英格里哈特，克里斯汀·威尔泽 《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

    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8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enguin, 2007 edition （奥兰多·费吉斯 《耳语者》，企鹅出版社 2007年版）

    Martin Wolf，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dition （马丁·沃尔夫 《为什么全球化是好事》，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Yasheng Hua，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黄亚生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8）

    William Maugham， Moon and the Sixpence， Vintage, 2008 edition （威廉·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温蒂奇出版社，2008年版）

    Ayn Rand， Fountainhead， Penguin, 2007 edition (安·兰德 《源泉》，企鹅出版社，2007年版)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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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正是英帝国如日中天之时。2月28号，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门前有一场示威，几千人包围了殖民政府，激愤地抗议：“那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他们可能对异族作出公正的判决吗？绝不可能！这些人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渴望权力……”

    不，这不是印度人在抗议英国殖民者，而是英国人在抗议本国总督。此前，新上任的英国总督Ripon决定进行一项改革，允许印度人在审判英国人的法庭中担任法官。对于习惯了种族特权的英国人来说，让印度人审判英国人，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了这场“白人的叛乱”。

    这是Niall Ferguson的《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片段。

    Ferguson写的英帝国史是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在当代语言体系中，有些词汇会引起我们本能式的反感，比如种族隔离、纳粹、殖民主义。而Ferguson的《帝国》，则大约会使读者再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这个词时，激愤的程度略有降温。说他试图捍卫殖民主义当然不公平——这本书完全没有讳言英国1870年代对印度饥荒的漠然、1865年在牙买加Morant Bay对民众的镇压、1898年在苏丹Omdurman的残酷杀戮、1899年波尔战争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但是他试图引领读者去思考那个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英帝国不同于其它帝国的特点在于，每当英国人对他国实施暴行时，英国内部总有激烈的批评声响起。这是Ferguson对英帝国特点的总结。就是说，在英帝国的拓展中，英国商人获得了强加贸易给落后国家的“自由”，英国军队获得了暴力镇压土著的“自由”，但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因此剥夺民众批评这种“自由”的自由。在英帝国这个猛虎向世界扑去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试图杀死在自己耳旁嗡嗡作响的“苍蝇”，直到猛虎蜕变成了家猫，而苍蝇在嗡嗡声中变成了老鹰。

    1780年代英国刚接管孟加拉地区，一场饥荒夺去了5百万人的生命。1788年英国总督Hasting受到审判就与此有关。写下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感言》的英国政治家伯克在审判中大声疾呼：“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因为他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废墟。”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更是“英奸”倍出：著名“叛徒”潘恩就不用说了，辉哥党领袖Charles Fox 为表达对美军的同情，身着华盛顿爱国军的褐色和蓝色出现在议会里。另一个罔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家Guy Carlton则说：“实在不能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兄弟的话，认我们作表兄弟其实也行”。

    1787年，商人Wedgwood开始批量制作一种徽章，白底上一个黑人，底下一行字：“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吗？”此时英国介入黑奴贩卖已一个世纪，但到18世纪末良知的声音已风起云涌，光曼彻斯特就有11000个人签署了废奴请愿书。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英国成了欧美第一个废除贩奴（1807年）和奴隶制本身（1833年）的国家。如果美国当年不闹独立，美国南部的黑奴其实可能早解放几十年，还省去一个南北战争。不仅如此，英国此后还派海军在非洲海岸巡逻，阻止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贩奴船只。

    1899-1902年的波尔战争则永远改变了英国政治。为报复顽抗英国的南非波尔人，英军不但对其烧杀劫掠，而且使用了残酷的集中营制度，近2.8万个波尔人在集中营中死去。得知此事后，Hobhouse成立了“南非妇女儿童救济基金”，并迫使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刹住了集中营的惨状，而且在英国内部掀起了“反帝”的左翼政治浪潮，1906年自由党就是通过反帝纲领取得了对保守党的压倒性胜利。

     可以说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它挥舞着拳头打天下，但是在帝国的腹地却宽容对政府的自由批评。然而，言论自由是其它一切自由之母，当一个帝国欲称霸世界却无法割舍言论自由时，它实际就已经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英帝国的衰落也许有一百个原因，但是暴力和宽容、强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肯定是这一百个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矛盾使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帝国：你不可能一边宣扬天赋人权，一边心安理得地铐住黑人送到加勒比海的甘蔗地。我们知道，自由的性质类似于火苗，借助一点点风力，它就可能无边蔓延。从斯密到伯克，从Wedgwood到Hoshouse，这些煽风点火者的努力，让英帝国的一点点自由蔓延成了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及至势不可挡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英帝国是被打垮的，不如说是自我解构的。与罗马、蒙古、德意志、日本等帝国的“斩钉截铁”相比，英帝国从来就具有一种犹疑和散漫的气质——即使在英帝国顶峰期间，其国防开支也只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低于大多数普通共和国，更别说帝国。历史学家John Seeley曾这样描述英帝国的兴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英帝国是不是“一不留神”就兴起了当然可以争论，但它肯定不是“一不留神”衰落的，当一个政权的话语构成对其行为的嘲讽，其权力的衰竭就隐藏在逻辑的断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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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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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18岁的少年，“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一心想航海探险。爸爸说：你知道吗？其实最幸福的生活就是中不溜秋的生活，底层日子苦，上层压力大，中不溜秋最幸福最安全，这个道理，你以后会明白的。少年不听，非要出海，一场航海事故之后，一个人漂到了一座孤岛，一搁浅就是28年。

    《鲁宾逊漂流记》是我记忆中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小时候看得那叫一个入迷：一个人！孤岛！历险记！那天和一个朋友无意间聊起这本小说，突然想，咦，为什么不再读一遍呢？时过境迁，也许能读出一点新意？

    果然，现在再读，觉得这岂止是一个历险故事，同时还是一本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笔记。鲁宾逊出事那次出海是1659年，他离开那个加勒比海孤岛的时间是1687年，恰好是大英帝国开始冉冉升起，但还没有完全从西班牙、荷兰、法国等角逐者中脱颖而出的时期。

    英国是如何从众殖民主义国家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的？这是另一本书《帝国》（Naill Ferguson）试图回答的问题。“说到底，那只是西北欧的一个偏僻小岛而已。”他的分析：英国人是比西班牙人更好的海盗；通过光荣革命搞定了荷兰——荷兰威廉亲王和英国女王玛丽1689年共同执掌英国，在他看来是一场英国和荷兰的资产重组；通过7年战争挤掉了法国——为什么能打败法国呢？因为英国比法国更早使用了现代金融制度，借钱打仗，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些都只是宏观分析，那么鲁宾逊，在荒岛上拓荒、种地、驯化野生动物、自制生产工具的鲁宾逊，与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

    马克斯·韦伯比Naill Ferguson更直接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为已经被马克思搞得臭大街的“资本主义”四个字正名。在他看来，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不是——至少不仅仅是——贪婪、欺诈、剥削，而是吃苦耐劳、锐意进取、勤奋克己的精神，而这些品质，在韦伯看来，根植于新教伦理。

    鲁宾逊就不断让我想起韦伯笔下的那个“资本主义新人”。在当代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中，殖民主义者的形象往往邪恶无比，早期殖民者开拓性的一面却往往被人忘记，但在17、18世纪，交通通讯、医疗、生产手段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去荒蛮落后的加拿大、加勒比海、非洲谋生的，往往是一批最勤劳勇敢的人。鲁宾逊则是这批人中的典型，他刚流落到孤岛时一穷二白，随时可能饿死或病死，28年后，愣是靠着自己的双手，他盖了两座“房子”、造了两条船、圈养了一批山羊、种植了玉米地、还拥有了自己的葡萄园，其间的艰辛苦难可想而知。如果说一开始读者对鲁宾逊的厄运不免同情，到书的后半部，同情已慢慢变成敬意——确切地说，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敬意，而且是对人类这个物种的敬意。

    有意思的是，鲁宾逊的“心路历程”也与韦伯笔下的资本主义新人契合。 在流落孤岛之前，他精神上是个浪荡子，但在一场几乎让他送命的高烧之中，他突然看到了上帝：“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呢？我何以回报他的用意？”在孤岛上待得越久，他的信仰就越虔诚，到最后信仰成了他生存的最强大动力。就这样，遭遇变成了召唤，被遗弃变成了被拯救，上帝给他关上一扇门，但也打开另一扇门。28年里，他在孤岛上创造的不仅是房子农田畜牧，而且是一座朝圣的庙宇。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在新教国家兴起，而不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或者东方国家，本质上因为新教伦理最早实现了“义与利”在话语体系上的统一：“传统主义”耻于言利，而只谋求暴利者热爱的是财富而不是创造本身，是新教伦理将勤勉奋进和创造财富结合到了一起，让“克己复利”成为通向天堂的一条道路。鲁宾逊在孤岛上待到第23年时，仍然没有任何可能离开的迹象，但那时他已经“完全不介意在岛上度过余生”，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凭辛勤劳作开拓了一个荒岛，他觉得自己没有辜负上帝的美意，可以吹着口哨悠哉游哉地去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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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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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说《49 Up》。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充分说明了现实比任何虚构作品都要更残酷。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Michael 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Nick，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John……那一年，他们只有7岁。

     此后，每隔7年，Apted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跟踪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到2005年第七次跟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下一次追拍节目将在2012年播出，届时他们将56岁。

     Apted最早决定拍这个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象Andrew、John这样的富人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象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生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个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的用语——生命的荒诞。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圣诞树下的那个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慢慢地，片中的男人开始挨个秃头，女人开始比赛发胖，关键是，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莽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ick到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难以自控地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出生的John，大约是这批人里最早慧的。早在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40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无家可归的Nick，和爱上园艺的John，一样让人心酸呢。

     以前我写过一个网络小说《烟花》，讲的是一个“反高潮”的故事：从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貌似会和某男配角发生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但是直到故事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49 Up》则是一个反高潮的纪录片，并以其反高潮的故事走向暴露着生活的本质。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会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nobody。 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象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滋味。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嚼着嚼着都一样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John，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Nick在42岁之后竟然成功跻身地方政治，变得更积极。 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其它鱼虾贝壳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心灵成长，祈祷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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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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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摸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Brave New World》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Mustapha，问质疑者“野人”John。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Alphas下至Epsilons，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作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社会主义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 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Huxley的《勇敢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soma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John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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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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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变成坏人，是吗？”电影《The Road》里，孩子这样问爸爸。

    “任何时候。”爸爸答。

    与好莱坞其它的灾难片相比，《The Road》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希望。在《彗星撞地球》里，人类靠聪明才智击毁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没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里，科学家们最终逆转了紊乱的地心磁力……但是在《The Road》里，阳光已经消失多年，庄稼和树木不再生长，建筑纷纷腐烂，人类几乎灭绝，剩下的“人”已经不再是人——他们象动物那样四处翻找越来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时代的遗剩食物：一瓶可乐、一盒罐头……在不能找到这一切时，他们吃人。

    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善”还是必要的吗？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义时，“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

    电影里大多数人以行动作出了回答：象其它动物一样，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被永恒的饥饿驱使，将眼里的世界分为食物与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扑去，哪怕这个食物有一颗跳动的心脏，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选择不同。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时，孩子坚持：爸爸，给他一瓶罐头吧。

    “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这是父子间的约定。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守住内心的火焰”呢？真的，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个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辩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同情心、爱的意愿、对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顽强，只能用“神意”来解释。“比如所谓自然权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会掉下来权利呢？当人们诉诸于‘自然’时，实际上是在诉诸内心深处的上帝”。我说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完全可能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友爱善意是一种集体生存的策略，“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策略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慢慢内化为一种本能情感，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看完《The Road》走出电影院，突然想起这场辩论，并意识到自己的逻辑是多么的噩梦——也许正确，但是噩梦——如果“善”其实是一种求生策略，那么“恶”其实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难道善恶本质上没有区别吗？难道将罐头分给濒死老人的孩子，与那些捕猎同类的食人者，没有区别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几乎感到上帝的影子从前面一闪而过，感到他宽大袖袍的一角拂过脸颊。

    所以《The Road》本质上不是灾难片或亲情片，它是一个哲学拷问，直指人类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虚空。因此，它讲的不是什么后灾难时代的故事，而是现在，此时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时此刻匮乏不那么极端，作恶也不象食人那么极端，但是把电影里的极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它追问每一个人：如何生命的虚空里打捞“善”的意义？

    以前读到过别人出的一道题：假如有一天一种非常强大智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食人，你有机会去说服他不要吃你，你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他，而这些理由却不能用来说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来。如果我说人类比牛羊猪聪明会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说我们都造出可以飞到地球的船了你们那点波音747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如果我说人类感情丰富会哭会笑，外星人没准会说，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马上就去捐助我们星球上的希望小学啊。人吃动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类比它们强大智慧，但是如果强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杀病残儿似乎就天经地义。

    因为想不出来理由，所以对食肉这件事始终视为自己的人生污点，难以释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罪恶感本身也许就是“内心的火焰”？这火焰来自哪里，又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响，我至今无法领悟，只在诚惶诚恐中心怀莫名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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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将《民主的细节》评为年度图书（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电脑、我小时候养的猫、尚未毒死我的牙膏、尚未袭击我的猪流感……），以下是被要求写的“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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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有很多看透了世界的人。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女儿长大了，决不能从政，政治太肮脏了，哪里都一样。虽然当时我们坐在闹哄哄的车里，非常不适宜谈论政治，我的严肃病还是犯了，我反驳道：政治到处可能都是肮脏的，但是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肮脏一些。

    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那句话说的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完美的人性、完美的制度，完美的政治，但是完美的不存在，不应该是我们放弃追求“稍微美好一些”社会的理由。

    《民主的细节》是一本很家常的书，试图从具体的政治事件、甚至柴米油盐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美国的当代政治——确切地说，分析政治本身——再确切一点说，分析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更接近合理与正义。我在书的后记里写道，这本书其实在做一个很“笨”的工作：讲故事、讲常识、讲人物。这件事情如此之“笨”，以至于有读者可能对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没有戴上术语的墨镜、穿上晦涩理论的马靴出来讲话而失望，但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个很“笨”的工作，是因为我不介意“天真”——我还没有看透一切，并拒绝看透一切，事实上，谁想让我“看透一切”我就跟谁急。

    对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成为人间天堂我不抱希望，但是我想，一个居民房子被推土机强拆的世界，和一个开发商必须跟某人谈判拆迁价的世界，还是略有不同的；一个婴儿喝奶粉不小心会得重病的世界，和一个食物标签上必须写明所有成分和卡路里的世界，也是略有不同的；一个高考分数线向本来就占有教育资源优势的大城市倾斜的世界，和一个照顾弱势群体上大学机会的世界，同样是不同的……那种无视所有这些不同而一屁股坐到“看透一切”的高度上挥斥方遒的态度，有些人称之为“智慧”，我称之为“傲慢”。

    世界如此之博大精深，我们短短一生真的能看透吗？再说看透了接下来干嘛呢？坐在云端捋着智慧的胡须等死？

    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它的变化，在非黑即白之外看到所有那些丰富的过渡色彩，需要谦卑、耐心和好奇心。 有这么多人热衷于看透的“智慧”，不过是因为看透是逃避社会责任感的最好理由。你说我都看透了，自然也不用操任何心了。

    而对“肮脏”的政治家来说，民众的政治虚无主义则是他们最强大的堡垒：如果我无意于将自己清洗得更干净，至少我希望你相信干净是不可能的。

    以前曾有朋友跟我讨论，为什么很多出了国的人政治上也会很保守，他们难道不是见多识广了吗？我说，以前有个心理学家做过实验，一个人如果买了某个牌子的车，以后他就会更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的广告往往充耳不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一个人的头脑开始封闭时，他明明身处一个信息开放的世界里，但是他吸收知识的方式却是选择性的和片面的。在我的留学生涯中，身边有太多的中国人，身在美国，但是看不到美国，身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中，但是看不到它的新意。大约因为在他们出国之前，头脑里已经安装了“某个牌子的车”了，出了国以后，也只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视而不见。我想说的是，我们当中，有太多年纪轻轻就已对世界全然失去好奇心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感叹号，但是没有了问号。

    那么我希望《民主的细节》所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更多人的脑子里种上更多的问号。希望有一些人，越多越好的人，看完了这本书，从先前“看透的智慧”中倒退下来，退回天真，退回好奇，退回困惑。这本书并不指望也不可能告诉读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一个读者在读了此书之后感到糊涂和困惑，那么他应该恭喜自己恢复了困惑的能力，因为他又回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在琳琅满目的“汽车”之间，又有了选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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