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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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上行，即便农村子弟“跃龙门”的机会也非常多。但如今社会阶层的板结却越加明显，即底层难以上行，上层结构稳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有还没有出现。80、90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虽然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市场上的后来者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比如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嘛，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而已。不过80、9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不过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所以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2、以你的经验看，中国年轻人和西方年轻人在上行道路上遇到的阻碍有哪些不同点？能不能以实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困难里，虽然也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是政治的因素比西方还是多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改革力度有所削弱，有些本可以允许更多竞争的领域人为地阻碍竞争，导致本属于民间的“空白区”还是被国有部门把持，从而缩减了年轻人上行的去向。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导致本来就有限的“上行机会”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垄断了，这可能会加剧某些年轻人的愤懑。西方的年轻人上行受阻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因素。这么说吧，比如两地的年轻人，A在中国，B在美国，各自的愿望都是办一个象《纽约时报》那么成功的报纸——这在两地都不大可能，在中国，更多的是因为政策对独立办报的种种限制，而在美国，是因为报业竞争已经相当充分了，市场细化、深化已经无孔不入了，再“异军突起”一个《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可能。

 
3、由于上行无门，中国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当做最好的出路。在西方，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想法是如何的？

我不能进行概括，因为没有充分的样本。不过就我自己的学生来说，虽然我已经教了两届毕业的本科生，而且我们系是政治系，但目前还没有听说一个想去做公务员的。几个比较主要的流向似乎是：媒体、继续学业、公司、去第三世界国家打工或NGO做志愿者。我想公务员之所以不是一个热门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英国奉行的是“小政府”理念，没有那么多职位；另一个是英国的公务员好像工资不高，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中国的公务员所享受的那些“好处”（比如较好的医疗养老保障等），在这里你完全无须通过公务员这个渠道得到——因为有“全民保险”计划，所以公务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另外中国某些公务员能够享受的“灰色收入”，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再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现象，就是西方政治文化里对公务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及其产生的cynicism，导致可能很多优秀的青年可能都不愿或者不敢从政。比如一个商人如果出现绯闻，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大家看看热闹就是了，但是如果是政治家，那么很可能要闹到下台。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各种“watchdog”（监督性组织）盯梢，这种日子也挺不好过的。上次英国出现的“报销丑闻”就是个例子，最后弄到首相安装有线电视的100多英镑都要被拿出来批评。你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听到这种新闻，他怎么会愿意去从政？要钱没钱，要名誉没名誉，还要天天被人追着骂。优秀的人才拒绝流向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现象。

4、社会缺乏合理的激励体制和公平的上升机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如前所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上行机会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多，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底层流向上层，而是如何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个问题是有限的上行机会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奖励后者，那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当然坏处不仅于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压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愤世嫉俗感的流行从而导致人的精神面貌变得很乖张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等等。

 
5、你从一个小镇出来，直至成为剑桥的老师，在你成长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哪些问题曾经阻碍过你？（家庭、自身能力、运气或者其他种种）

我自己也经常想不通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的，呵呵。我想是一系列的运气加上一小点才能吧——当然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运气（基因、受教育机会、遇上的启蒙者等等），所以说到底还是个运气。另外我想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我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我自己——但我想可能适用于很多比较成功的人，就是性格。一个人如果能做人随和开朗，做事专心致志，然后还有些倔强甚至偏执，比较容易成功吧。我00年出国，当时是满世界计算机热，所以有不少人劝我从文科改学计算机什么的，我有逆反心理，鄙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没有改行，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该行学计算机了，未必比现在更成功。当然成功与否并不是我今天衡量当时选择的尺度——我现在就是失业了，也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转行学计算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过我的话，那也是个性吧，有点懒散拖拉，另外比较多愁善感，在与自我的搏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宝贵能量，呵呵。

 
6、对于现在因能力之外种种原因（户籍、关系乃至房价）而上行遇阻的年轻人，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下面说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不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一席之地，所以还是要尽量学习、思考、奋斗，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成功，更因为这样的人即使不成功，也有尊严，而有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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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终于看了听闻已久的《寻找林昭的灵魂》。虽然情节基本不出所料，还是被深深震动。关键是林绝不是因“误会”而被打成右派，那些假右派多年来哭哭啼啼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其实我特爱党妈妈求求你党妈妈别抛弃我，而林昭自始至终说的却是，我就是不爱你你杀了我我也不爱你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瞧你那德性我凭什么爱你。

    我在想，这样的人，一个人与八亿人扳手劲，她的ego该有多么强大，简直是神灵附体。

    而且她的文采还那么好，在那个汉语被糟蹋殆尽的年代里，还在使用那么优美的、人类的语言。

    然后再想想那些红卫兵，那些当年凌辱迫害她的人，那些至今还逍遥法外的罪人，那些脚仍然浸泡在历史深深的血腥里手里却举着香槟互相恭喜发财的芸芸众生，那些肉虫子，真是恶心无比。

    先是同情她，然后觉得who am I？凭什么同情她？如此健康强大的灵魂，谁有资格同情她。

    很想搞到胡杰的email，给他写email致敬。虽然这个纪录片在技术上比较粗糙，但是那些技术上精湛的人都在忙些什么呢。

     看完电影回来读朋友的博客，惊闻以前的一个好友也成了崇毛者，有点吃惊，但又不真的吃惊。一切不从个体经历而从宏大概念的角度看世界的人都是潜在的崇毛者，而该同学向来是个宏大概念爱好者。崇毛与否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观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有鼻子有眼会哭会笑会思考会喜悦会疼痛的只能是个人，放弃这种个体立场，将一个一个的个人所承受的痛苦看作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代价，或者认为一个专制者给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带来的痛苦可以因为他对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承诺而被原谅甚至被崇敬，换言之将个人视为工具、视为手段，是一切极权主义思维的起源。

    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肉虫子的国度，林昭恐怕还是不能安息。没关系，他们有1万年，她有1万零1年。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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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回国时，我曾看到过电视上采访张铁林，他不断感慨他的英国女儿如何花钱节约。带她逛一趟北京的商场，得求着她，才肯买一双球鞋和一条牛仔裤；给她信用卡在英国随便花，结果她几个月下来才花了一千多人民币。最后张铁林说：其实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生活水准早就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了，而我们自己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话也许过于笼统，因为就生活水准而言，简直不存在“一个中国”：金领阶层的中国和民工阶层的中国，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就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而言，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回国期间，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在国内的朋友比在国外的朋友“敢于”在外面吃餐馆、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鉴于我在两地的朋友都分别属于两地的中产阶级，所以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如果看08年世行统计的人均购买力GDP，英国是3.5万多美元，中国是5千9百多，英国是中国的6倍左右。如果将这一差异机械算作生活水准的差异，那么似乎应当是英国人每到外面吃6餐饭，中国到外面吃一次；英国人每出门旅行6次，中国人旅行一次；英国人每买6件衣服，中国买一件。但就我接触到的中产阶级来说，事实几乎恰好相反：我的英国同事们不轻易到外面吃饭，几乎没人请钟点工，买书总嫌贵，说到买房，我们系7个40岁以下的同事里，只有两个买了房。

            在此我不防暴露一下“隐私”，给自己的工资做一个分析（英镑对人民币目前大约是11：1）：我的年薪是4万英镑左右，均摊到每个月也就是3400百英镑左右。扣除养老金6%，税收20%（中档税，而且一部分收入免税），全民保险8%（那些说欧洲“免费”看病的人请注意这个数字），交房产税140多镑（英国无论租房买房都要交房产税），最后可支配收入也就是2400英镑左右。对于我的一些同级别的男同事来说，这就是他们需要用以养老婆、孩子、房子、车子等的全部收入。要知道，在剑桥市内一个体面的两室一厅月租1000镑左右，学龄前儿童托儿所一个月要800镑左右。当然对于双职工、没孩子或者孩子已上小学的家庭来说，负担会轻很多。

            这里的物价和中国比又如何呢？前一段网上有人说中国的物价如何“早已超过欧美”，至少就英国来说这不对。有些人似乎习惯于拿中国的大都市生活成本和美国的中西部农村比，得出具有误导性的结论，那要拿伦敦和贵州县城比，结论没准更耸人听闻。还有些人习惯于拿中国上层的消费标准和西方的平民标准比，结论同样具有误导性——好像家里请保姆、孩子上私立学校、买衣服只买名牌都成了生活必需品。如果把这些“必需品”也打入西方的消费标准，那西方的物价也会贵得惊人。不错，中国的物价这些年的确高涨，但是您想知道花钱时捶胸顿足的感觉吗？还是到英国来吧。拿英国的Tesco连锁超市和北京五道口的华联超市比（这里说的是两处8月底9月初的价格，两个都未必是当地最便宜的超市，但是北京找到比华联更便宜的商品显然比在剑桥找到比tesco更便宜的容易，因为北京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街边的“小商小贩”，英国这方面则少得多）：一打鸡蛋华联是17元左右，Tesco是3镑左右（也有更便宜的，但也有更贵的——因为西方的食品“有机”、“无机”价格差别挺大，折中一下）；牛肉中国是20元左右一斤，英国是6、7镑左右（也是折中的结果——西方牛肉根据牛的部位价格相差很大）；猪肉中国13元一斤，Tesco3镑左右一斤；灯笼青椒中国是1.68元一斤，Tesco是2英镑左右一斤；鸡胸华联是7元左右一斤，Tesco是4镑左右；胡萝卜中国1.5元左右一斤，Tesco是0.4镑。就是说，从日常食品来说，Tesco比华联贵2-8倍不等。我有一次问我们系一个新加坡博士生每天都做什么菜，他说：那取决于每天Tesco什么在打折呀。

            至于食品之外的服务费用，花销则更悬殊。我在五道口剪个头发38元，在英国一个档次类似的理发店剪头发是30英镑。在北京打的4公里的话，10元打住，在剑桥要6、7镑。北京地铁2元，伦敦4镑。在北京一个档次还过得去的餐馆，200元可以点4、5个菜，在剑桥中餐馆18镑也就买一盘水煮鱼加一碗米饭一杯饮料——如果你幸运地在你家周围发现一个中餐馆的话。就是说，从服务性的消费来说，英国还真的比中国贵6倍左右或更多。至于中国中产阶级早已习惯定期使用的钟点工、女士们经常光临的美容院，对于这里的大多中产阶级人都属于奢侈消费。现在中国都市的年轻人经常抱怨买房难于上青天，其实西方都市里的年轻人买房也不容易。拿伦敦来说，07年的一个报道说伦敦的房子均价是伦敦人均收入的12倍，好区甚至高达16倍多，这比北京上海中产阶级买房似乎也并不容易多少，至少没有容易6倍。我曾在一个英国华人论坛上看大家讨论每月支出情况，基本上所有人都感慨，就算双职工，衣食住行之外很难存下多少钱。发贴者说他们一家三口平均每个月花100镑买衣服，竟被很多人感慨为奢侈。还有人说你一家一个月手机费为什么要花30镑呢，明明10镑就够了嘛。

            在北京的一些大型商场和家居市场里，我倒真是被其中的价格雷到了：衣服和家居用品的确接近和英国接轨了，但是很快，我发现了淘宝网。品质相近的东西，只要不追求名牌，淘宝上要显著地便宜。英国虽然也有ebay，但是ebay上东西远不及淘宝上品种繁多，价格也不比实体店便宜很多。

            所以至少就我身边的经验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比英国的过得更奢侈。当然这里的原因不用我多说，无非是：中国劳动力便宜；中国的收入转移力度相对低；中国有各种“报销”网络和灰色收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导致现阶段劳动力过剩；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而西方是橄榄型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也未必一定是好事，因为它背后可能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公正或隐患：廉价劳动力背后意味着劳动者怎样的谈判力缺失？报销制度里有多少腐败？那些“羊毛”最终出在哪些羊身上？高速增长背后的环保代价是什么？人口老龄化之后怎么办？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发达”二字，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指生活水准的奢华，而是社会的相对文明、公正和“共同富裕”。我曾经跟朋友感慨说：目前这几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们很可能比父辈和孙辈过得都要好。我们习惯于线性的发展思维，认为加速度提高的生活水准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随着社会谈判结构的均衡化、收入调节力度的提高、政治透明化削减灰色收入、发展环境成本的提高、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很可能会逐渐“倒退”到英国的水平。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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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提亚特觉得政府资助戏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法国经济学家1850年写道：不错，如果政府用6万法郎去资助戏剧，艺术消费者的偏好能得到满足，艺人的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看得见的收益；但是纳税人的口袋里被拿走了6万，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买别的来满足其它偏好，而且推动其他行业从业者收入的提高，这是看不见的损失。谁说看得见的收益一定大于看不见的损失呢？事实上社会比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何在，所以看得见的收益很可能小于看不见的损失。巴斯提亚特的这篇文章叫《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其实这只是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之一，他想说明的是：衡量一个经济行为的好坏时，不能只用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体的后果。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种种报道让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国企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说1998年国有资产年利润总额才213亿元，“现在一个月的利润有时都可以突破1000亿”；据说02到08年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据说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2％，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据说中移动已经成为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总之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耀我国威”；由国企工人下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减少；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在增加等等。

            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当然有。最明显的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据统计国企占有工业贷款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据学者统计，过去十年，民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项“看不见的”的损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资金和政策优势赢得市场，它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搞技术或管理创新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国际市场上却鲜有中国产品以“品牌”取胜。

            更有甚者，“看不见的”损失还会蔓延到制度和政治层面。04年的“国退民进”大讨论中，以郎咸平为首的一大批人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无，只要有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国企，也可以做好。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猫还是民营猫，只要有竞争，就可以变成好猫。但问题是，市场上充斥着又大又强的国企时，市场竞争可能是公平、充分的吗？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竟得以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国家的宏观紧缩政策似乎总是选择性地冲击民企；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个亿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而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个亿却只能倒闭；为冲销国企呆坏账，政府将成千上万亿纳税人的钱转入国企的腰包；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向了国企和各级政府，民企却很难分得一瓢羹……皇帝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抢一个状元，竞争如何公平？离开产权改革谈论市场竞争，就像脱离了体重级别谈论拳击比赛一样，逃避了问题的核心。既然竞争不公平，国企“转身”的成本可能就还包括公平、法治、制度透明……学者陈志武曾经指出，越穷的政府越可能走向宪政，因为它必须依赖于和社会力量的谈判来稳固地位，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政府却往往无须听命于民意的指挥棒。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很长链条才能展现。这是好事吗？我们知道，当一个肿瘤已经大到触手可及时，它已经暗暗长了很长时间，等你发现它时，往往已经太晚了。

 1. 南周的“央企凶猛”

2. 通钢改制之殇

     如果不算机会成本，国企真是欣欣向荣。 

     两则新闻貌似没有关系，但实际上相互呼应，还真是军民鱼水情。

   郎咸平老师估计很高兴。在“国退民进”的坟前哭哭啼啼了好几年，眼泪还没干呢，死人从棺材里坐了起来给他递手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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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因为不让直接写公盟，写了个拐弯抹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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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话题。年初胡锦涛“不折腾”的呼吁话音刚落，我们就目睹了贵州德江事件，江苏宿迁拆迁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南康征税事件，郑州民办教师上访事件，山东东明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等，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了葫芦又泛起了瓢。

            “群体性事件”未必就是坏事，公众有诉求，诉求要表达，这在现代社会再正常不过，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举目四望，但凡相对开放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比如今年4月伦敦的20国峰会，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也就是一场有数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法国人更是“群体性事件”的忠实爱好者，动则罢工游行，已经成了其民族文化的一个特色。我今年3月去法国旅行，就赶上了一场群体性事件：凡尔赛宫的工作人员罢工，害得我大老远赶去，门都进不去。

            正是因此，一个正常的政府没必要“谈群体性事件色变”。很多群体性事件，只要是和平表达，不过是正常诉求表达的一种方式，比如重庆出租车罢运，郑州民办教师上访。正如人需要各种身体信号来告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从而调节饮食作息，政府也需要民众不断向其释放健康信号，进而调节其政策方向——群体性事件，就是民众向政府释放信号的方式之一。

            但近来群体性事件之频繁和烈度，却令人堪忧。宿迁事件中的打死人、瓮安事件中的烧楼、石首事件中的袭警、吉林通钢事件中的暴行……这些失控的暴力，都让人担心这些事件多大程度上是寻求对话，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泄愤而已。

            其实，民众正如政府，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正如政府里有人倾向于对话有人倾向于打压，民众里也有温和派和过激派——前者寻求以对话的方式表达诉求和解决问题，后者则往往隐身于集体之中施暴泄愤。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释放、聆听、对话那些来自民间的理性的声音，从而让那些打打杀杀的声音失去市场。

            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到一句古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今天我们的地方官员是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呢？往往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捂，一种是抚。因为想“捂”，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一出事就想方设法“防火防盗防记者”，所以我们能看到“越级上访是非法的”这样的大标语，所以竟还会发生一个地方政府派人到北京逮捕记者的劣行。比“捂”更文明的做法当然是安抚：比如瓮安和石首事件后，地方主要领导人被撤职；东明事件后，地方政府组织环保检测部门出面检验水质；出租车罢运之后，重庆政府启动对出租车行业的调研等等。

            这些安抚性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来看，它还仍然只是“授之以鱼”而已。它可以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真正要预防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反复重演，还需“授之以渔”，这里的“渔”是什么呢？就是允许民众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政府建立制度性对话。

            显然，对话的前提是存在对话双方。一方自然是国家权力机构，但是“另一方”是谁呢？遗憾的是，在几次大规模暴力型群体性事件中，在对话的“另一方”，我们都只看到黑压压的一片“群众”，他们往往无名无姓、无组织无纪律，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可以说，正是公民组织的匮乏，导致了群体性事件中对话的困难，恶化了群体中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大量的公民组织，政府不但能在自己和“黑压压的群众”之间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对话平台，从此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只要是一个组织，除非它以恐怖袭击为目的，它必然要考虑自己的声誉和持续发展，因此一般来说会克制成员的过激行为。只有当一群人可以迅速“人间蒸发”时，他们的行动往往才肆无忌惮，从而引发杀人放火的悲剧。正是因此，政府应当宽容那些温和理性的民间组织，因为它们不但可以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及时有序的释放“健康信号”，而且它可能成为民间声音温和化、理性化的一个机制。

            长期以来，一些官员习惯于将“生存权”和“自由表达权”对立起来，说什么“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而言论结社自由则是知识分子们的奢侈品，普通民众中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却说明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很多普通人正是要通过表达的权利去争取生存的利益。其实，无论政府还是民众，没人爱“折腾”，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出现，多半是因为缺乏制度性的对话机制而造成的诉求非制度性表达。与其“授之以鱼”，在矛盾爆发之后采取种种安抚性措施，不如“授之以渔”，宽容民间组织的存在，让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去可持续地与政府对话，在细水长流的互动中化解矛盾。如果说“鱼”是利益，那么“渔”就是权利。没有权利保障的利益诉求，就象碗里被施舍来的饭，吃了上顿很难保证还有没有下顿。

    该公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xuzhiyong

    该公民的演讲：

http://zh.eastday.com/html/2009/07/20090717174009.asp

    该公民及其同道开办的组织和网站：

http://www.gongmeng.cn/index.php

     该公民29号出门喝茶，据说至今未归。

    让我们记住这位公民，这个事件，以及“那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几乎无可作为，但至少还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可以用来致意，用来蔑视，用来记录，用来端详，用来关注……让我们用它来向一些人致意，而对另一些人，只需打量而已。

    今天的中国人为文革年代的沉默而羞愧不已，希望将来的我们不会为今天的沉默而鄙视自己。

《亚洲周刊》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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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年3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500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此事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公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坦赞铁路象征的不仅仅是中赞友谊，而且是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

            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段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我们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06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07年胡锦涛访非时，临时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华情绪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07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森林的过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无数人指责中国的武器销售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骚乱则是这种情绪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这首先体现在经贸上关系上的大跃进。拿中非来说，2000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100亿美元，08年达到1068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中国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到08年底，中方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亚非拉国家现在纷纷转而投奔中国：2005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达迪加、2008年马拉维……今年3月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衷情于发展中国家？显然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因素，是石油。93年起中国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结束，此后中国就开始和产油国靠近。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目前中国的头号石油进口来源不是沙特阿拉伯，不是俄罗斯，而是大多数中国人几乎从不关注的安哥拉（博客注，最近沙特好像又反超了，不过总体不相上下）。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了23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因为很多人认为苏丹政府左手从中国投资者拿钱，右手拿这个钱去中国买武器，“石油换武器”成为达尔富尔大屠杀的一个机制。当很多中国人因为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05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愣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Chevron。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

      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07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90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送上一颗救心丸。又比如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1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国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造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07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45亿美元，超过8国集团的总和。事实上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直到08年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5.4%），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其迅速（07年安哥拉年增长17.6%，苏丹9.6%），这种成就未必都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肯定有一定的中国因素。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08年PEW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与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被用到了中国身上。

            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它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其他国家存在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

            “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比如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诉安哥拉政府，只有当它停止滥用石油收入才会重新得到贷款时，中国却甩手20亿美元告诉安哥拉，你不需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就可以得到贷款。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很多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流氓政权”的关系上。中国不但是它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它们的主要军火供应商。据说达尔富尔20万平民的死亡，中国制造的轻型武器功不可没。这也是08年北京奥运被一些西方人称为“屠杀奥运”的原因。

            对这个批评，我只能说是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中国对苏丹、津巴布韦的经济支撑和武器销售的确成了独裁者们为非作歹的一个基石。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

            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45美元，05年4月的爆炸导致46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80英尺处重体力劳动10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3美元；纳米比亚某中资公司工人小时工资是35美分，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70%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治理模式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则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向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人权、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而且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