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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道理' Category

再天真一些

《新京报》将《民主的细节》评为年度图书(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电脑、我小时候养的猫、尚未毒死我的牙膏、尚未袭击我的猪流感……),以下是被要求写的“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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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有很多看透了世界的人。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女儿长大了,决不能从政,政治太肮脏了,哪里都一样。虽然当时我们坐在闹哄哄的车里,非常不适宜谈论政治,我的严肃病还是犯了,我反驳道:政治到处可能都是肮脏的,但是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肮脏一些。

    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那句话说的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完美的人性、完美的制度,完美的政治,但是完美的不存在,不应该是我们放弃追求“稍微美好一些”社会的理由。

    《民主的细节》是一本很家常的书,试图从具体的政治事件、甚至柴米油盐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美国的当代政治——确切地说,分析政治本身——再确切一点说,分析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更接近合理与正义。我在书的后记里写道,这本书其实在做一个很“笨”的工作:讲故事、讲常识、讲人物。这件事情如此之“笨”,以至于有读者可能对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没有戴上术语的墨镜、穿上晦涩理论的马靴出来讲话而失望,但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个很“笨”的工作,是因为我不介意“天真”——我还没有看透一切,并拒绝看透一切,事实上,谁想让我“看透一切”我就跟谁急。

    对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成为人间天堂我不抱希望,但是我想,一个居民房子被推土机强拆的世界,和一个开发商必须跟某人谈判拆迁价的世界,还是略有不同的;一个婴儿喝奶粉不小心会得重病的世界,和一个食物标签上必须写明所有成分和卡路里的世界,也是略有不同的;一个高考分数线向本来就占有教育资源优势的大城市倾斜的世界,和一个照顾弱势群体上大学机会的世界,同样是不同的……那种无视所有这些不同而一屁股坐到“看透一切”的高度上挥斥方遒的态度,有些人称之为“智慧”,我称之为“傲慢”。

    世界如此之博大精深,我们短短一生真的能看透吗?再说看透了接下来干嘛呢?坐在云端捋着智慧的胡须等死?

    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它的变化,在非黑即白之外看到所有那些丰富的过渡色彩,需要谦卑、耐心和好奇心。 有这么多人热衷于看透的“智慧”,不过是因为看透是逃避社会责任感的最好理由。你说我都看透了,自然也不用操任何心了。

    而对“肮脏”的政治家来说,民众的政治虚无主义则是他们最强大的堡垒:如果我无意于将自己清洗得更干净,至少我希望你相信干净是不可能的。

    以前曾有朋友跟我讨论,为什么很多出了国的人政治上也会很保守,他们难道不是见多识广了吗?我说,以前有个心理学家做过实验,一个人如果买了某个牌子的车,以后他就会更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的广告往往充耳不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一个人的头脑开始封闭时,他明明身处一个信息开放的世界里,但是他吸收知识的方式却是选择性的和片面的。在我的留学生涯中,身边有太多的中国人,身在美国,但是看不到美国,身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中,但是看不到它的新意。大约因为在他们出国之前,头脑里已经安装了“某个牌子的车”了,出了国以后,也只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视而不见。我想说的是,我们当中,有太多年纪轻轻就已对世界全然失去好奇心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感叹号,但是没有了问号。

    那么我希望《民主的细节》所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更多人的脑子里种上更多的问号。希望有一些人,越多越好的人,看完了这本书,从先前“看透的智慧”中倒退下来,退回天真,退回好奇,退回困惑。这本书并不指望也不可能告诉读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一个读者在读了此书之后感到糊涂和困惑,那么他应该恭喜自己恢复了困惑的能力,因为他又回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在琳琅满目的“汽车”之间,又有了选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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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何以可能

被和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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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中国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咨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国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家威权主义者们的这个流行观念与经济放任主义者们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在经济观念上大相径庭,但在政治上却殊途同归,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

            法治当然是诱人的,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几个拆迁案例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一个例子是上海的“钉子户”潘蓉,虽然有《物权法》高高在上,却仍难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关押的不幸;一个是也来自上海的孔东辉,虽然有已经颁布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在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拆迁信息时处处碰壁,甚至在起诉失职部门时被告知“没有原告资格”;更不用说另一个相关报道:河北农民王秀珍为暴力拆迁之事上访时,被镇领导呵斥:“有事别找我,跳楼去五楼”。在这些案例中,都不能说这些被拆迁户在申诉时“无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有法必依”,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知识分子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议会里的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最近网上流行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权利和权力的关系: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

      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性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当然,“平衡”指的不仅仅是用民众权力来平衡政府权力,民众权力本身也需要司法独立、专家知识、市场自由等力量来平衡。但在目前民众权力和政府权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谈论民主的危害显然是饿着肚子在发愁吃得太饱怎么办。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比如三权分立……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

      那么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爱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党利益受到威胁时,向来不惮于无视法治,比如屡屡动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派,也不说新加坡现在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混合政体”而不是“专制政体”,关键是新加坡这个独特岛国的经验缺乏普遍性:它在独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而在这个殖民史之前新加坡几乎就是块荒地),不但其文化被英国的法治传统浸染,而且殖民者的强大导致了一个“弱国家弱社会”传统,由此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制衡;它作为一个小国不存在中央地方关系,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监督成本很低;它高得惊人的公务员工资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评为“公开透明的腐败”;与农业经济形成的集权体制相比,它的贸易经济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把新加坡经验普遍化,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潘蓉孔东辉王秀珍们追求法治的机会,现在恐怕还是来自民主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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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的细节》的一个访谈

热烈庆祝《民主的细节》第十次印刷

《出版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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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作为一本政论书,《民主的细节》能畅销很让人诧异,你对这样的结果有预期吗?你认为这本书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刘瑜:可能我是对这本书能够比较畅销唯一不感到诧异的人。连我的编辑和出版社都很诧异,呵呵。我在找到上海三联之前,曾经有朋友帮我联系过好几个出版社或书商,最后都没有谈成,有的说我没什么名气不想出,有的说时评时效性强,现在出晚了,有的说这种小故事的体例不好,要写还是写长篇大论的比较有市场。对这些“据信”,说实话,我吃惊多于失望,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仔细读了书稿,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本关于时事、甚至不仅仅是关于美国的书,它本质上是一本探讨政治正义的书。我觉得一些出版人低估了中国读者对政治正义、对公共领域、对制度可能性的知识渴求。很多人说现在的中国,如果你不是名人,要写卖得动的书,就只能写恋爱啊、成功秘诀啊、养生保健啊,我觉得不对。任何社会,总会有很多人关心公共生活、关心正义、关心政治制度,如果图书市场上体现不出这种关心,那么,除了政治原因和出版界的不思进取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知识界本身的失败: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有营养、又具有可读性的作品。所以说到为什么这本书会比较受欢迎,我觉得市场对这种知识的渴求可能是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我用小短文、小故事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知识和观念,增加了此书的可阅读性。另外,个别网站(牛博网)、几个知名网友(和菜头、柴静等)的宣传、包括我自己积累的一小批读者,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基本上来说,这本书可以说几乎没有宣传,主要是靠口碑销售。

《出版人》:从细节看问题,这表明了你对政治、对民主的一种态度吗?

刘瑜:对。我以前写博客曾经写过一篇《看法和知识》,大意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缺少关于具体事物、事件的“知识”。每个人都急着去做“判断”,但是没有耐心去核实那些“判断”底下的经验基础是否牢靠。在我看来,对“细节”的关注,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的关注,就是一种为“判断”建立经验基础的认知态度。光做判断多容易啊,大笔一挥,打勾打叉,爽呆了。比如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论断:“全世界的官员都一样贪污腐败,没一个好东西,你以为呢!”那么,对这样一个论断,我就会忍不住追问“细节”:你真的觉得英国首相因为装有线电视而报销100多英镑就被揭发而且严格地说还不是违法的和胡长清贪污几百万人民币,性质是一样的吗?其实我想通过《民主的细节》传递的就是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不要那么偷懒,不要为了一种道义快感而急着做宏大判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保持一点谦卑。

《出版人》: 你在谈论美国式民主的同时处处关照着中国的现状,你认为我们是否有借鉴的可能性?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美国式民主并不适用于中国。对此你的意见呢?

刘瑜:民主从来没有“天然”地适合任何国家。要知道,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民主绝非常态,大规模的代议制民主的出现,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西方人接受民主也是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说白了,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从打打杀杀到打累了发现“哎?我们其实也可以不打架啊,其实也可以坐下来谈啊”的阶段,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地方人民觉悟得早点,有些地方人们觉悟得晚点。我比较反感中国知识界有些人过于强调“中国—西方”这个二元对立,在“西方”成为今天的“西方”之前,它其实也没有那么“西方”,在一个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中国”其实也可以不那么“中国”。

说到借鉴,我觉得美国民主的经验以及教训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体自由和民主一样重要——“民意”、“百姓”、“国家”、“集体”不是牺牲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理由。真正有质量的民主,不是解决“谁当家作主”的问题,而是致力于“不管是谁,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有没有权力的制衡、有没有充分的有理有据的政策讨论、个体自由是否得到保护。

《出版人》:你在中国和美国学政治,在英国讲政治,你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刘瑜:我个人对西方民主的认知,和中国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可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中国的知识界80年代时很迷恋西方政治制度,到90年代很多人开始慢慢转向警惕甚至敌视西方,到现在甚至到处充满了“北京共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我个人可能路径刚好相反。80年代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是个孩子,所以当然谈不上什么政治观念。但是我最早开始思考民主制度的时候,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我在国内的硕士论文题目叫“代议制民主制下多数原则会导致多数暴政吗?”,你看,我那时候的问题意识是那样的,考虑的是“多数暴政”的问题。后来我不能说我放弃了最早的警惕和怀疑,但是我慢慢开始观察、思考民主制的合理性、价值到底在哪,尤其是欧美这些年的生活体验,让我得以观察很多民主政治生活中的细节,从而观念开始变得更开放、更平衡一些。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肯定“上升”到对民主的怀疑,我则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怀疑“倒退”到对民主的肯定。他们可以批评我的观念,但是却很难指责我没有思考过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是出于“天真浪漫”而去美化西方。

《出版人》:有的读者看过《民主的细节》后,出现悲观的情绪,你自己呢?你希望读者怎么看这本书?

刘瑜:在政治上,我愿意把自己称作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说,长远来看,我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一个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不是非要你死我活的,相信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吃一堑长一智”的能力,或至少是“吃十堑,长一智”的能力——这不是说我对某个具体的领导人、或者具体的政治团体或阶层抱有多强的信心,而是我相信:首先,从利益上来说,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你死我活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合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其次,从价值上来说,用最近在和菜头博客上看到的话来说:“没有人喜欢虚伪,人人喜欢真诚;没有人喜欢欺诈,人人都喜欢诚信;没有人喜欢卑劣,人人都喜欢高尚。甚至当这一切美德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小声表示自己的欣赏。”这就是我们对未来信心的来源。连专制者需要通过撒谎、修辞、仪式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比如萨达姆也要把自己的投票支持率搞成90%以上,比如纳粹在集中营里屠杀的小孩也要写成“病死”而不是被杀死——说明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如果作恶总是能让人感到心虚,我觉得人类“前途就是光明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当然这种乐观只是“长远来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应该模糊我们对当下问题复杂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比如就“民主化”来说,很多人把民主化的唯一困难看成“当权者的顽固不化”,其实民主化的问题岂止这个,人民本身甚至可以真正意义上民主化的敌人——俄罗斯人现在不就普遍支持普京搞威权政体吗?委内瑞拉的选民不是选了查韦斯上去瓦解三权分立?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不是一次一次加深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裂痕?菲律宾民主了那么多年不还是腐化丛生?泰国民主化之后黄衫军不总是对选举结果不服?……诸如此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比我的读者更悲观,因为我的悲观一半是针对政府,一半是针对社会。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几年、几十年、甚至我们个体的整整一生,都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朵浪花”。如果你对民主的信念是相信五年后自由选举,十年后就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间天堂——那我劝你还是别拥抱民主这个价值了,你肯定会失望的。但如果你对它的信念是因为你相信,人之为人,有思考、说话、影响公共生活的权利(因为公共生活它强迫性地要影响你),而拥有这份权利事关你的尊严,而有尊严是重要的,也许你的悲观就会少一点——悲观无非是对结果成败的耿耿于怀,但如果你觉得推动人的尊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也就不会那么悲观了,甚至会在内心深处感到安宁和快乐。事实上每一代人能够推动的历史进步可能非常非常有限,有很多代人可能完全是在原地打转,还有些代人简直是在开历史倒车——我们只能是尽量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的前提是让你自己变得好一点点,愤怒固然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愤怒如果不和自省相生,它可能成为另一种谄媚的形式。

《出版人》:很多读者将你的著作和林达夫妇的著作相比较,你如何评价林达夫妇对美国政治的观察?

刘瑜:说来惭愧,虽然以前网上读过林达夫妇的某些文章,我真正去买他们的书捧到手上读,反倒是《民主的细节》写完之后,也就是今年夏天回国时。而且也是在今年,通过朋友介绍,我和林达夫妇中的那个林,还成了很好的“网友”,经常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无论阅读他们的书,还是私下和林的网络交流,我都觉得跟他们非常“知心”——我夏天读《历史深处的忧思》时,脑子里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感叹号:跟我想的一样!要说不同,显然他们是在更系统地讲故事,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我——一方面因为专栏体例的限制,一方面可能因为自己政治学的背景,可能更注重制度分析一些。

《出版人》:小说和政论,你觉得哪种写作方式更能展示你的才华?

刘瑜:这个可能要由读者来评论吧。目前好像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我的政论比小说强很多,有的说政论比不上我的文青资质。我希望我能活得足够长,来证明他们都是错的,呵呵。

《出版人》:请谈谈你未来的写作和出版计划。

刘瑜: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左右,我会有一本小书出来,是我过去这些年的随笔集,叫《送你一颗子弹》(博客注:上半年在博客里提到的《风吹草动》更名为《送你一颗子弹》),内容主要是对生活、对自己,对世界的随机观察和感想,属于比较文艺化、比较个体化的东西。

将来五年左右,我想写出两本书。第一个计划是写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民主的书。谈到民主,我们总是说美国、欧洲,如果只谈论这些发达国家的民主经验,不但知识是片面的,而且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价值判断可能都是偏见,所以常常就会有人质疑,那印度呢?那委内瑞拉呢?那泰国呢?那俄罗斯呢?这些问题虽然非常合理,但对它们的思考目前在中国可以说非常粗浅,而且引起很多思想上的混乱,所以我想写一个这方面的书,梳理一下相关问题。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由于工作、教学等任务,暂时还没有时间开写。

第二个计划是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集。我这些年在专栏、博客上谈论民主问题比较多,但实际上我过去这些年的主要阅读思考精力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因为博士毕业论文是这方面的,所以在这方面积累了一点想法。我前些天读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颇受启发,觉得那种体例也不错,所以想写个《中国革命十论》什么的。这几年中国的“革命史”研究很热,水平也越来越高,象高华老师、杨奎松老师、沈志华老师都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工作,但大部分好像还都是史学界的声音,资料挖掘性质更强一些,政治学界的分析性工作稍弱一些,有一些基本概念性的、理论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没有理清,所以想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

把这两件事做完之后,我可能会回归“文青”,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会是爱情小说了,我想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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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普通中国人为环保做贡献的方式:种一棵树,把灯泡换成节能的,送一本《民主的细节》给一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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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流动”的一个访谈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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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上行,即便农村子弟“跃龙门”的机会也非常多。但如今社会阶层的板结却越加明显,即底层难以上行,上层结构稳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有还没有出现。80、90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虽然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市场上的后来者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比如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嘛,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而已。不过80、9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不过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所以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2、以你的经验看,中国年轻人和西方年轻人在上行道路上遇到的阻碍有哪些不同点?能不能以实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困难里,虽然也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是政治的因素比西方还是多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改革力度有所削弱,有些本可以允许更多竞争的领域人为地阻碍竞争,导致本属于民间的“空白区”还是被国有部门把持,从而缩减了年轻人上行的去向。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导致本来就有限的“上行机会”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垄断了,这可能会加剧某些年轻人的愤懑。西方的年轻人上行受阻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因素。这么说吧,比如两地的年轻人,A在中国,B在美国,各自的愿望都是办一个象《纽约时报》那么成功的报纸——这在两地都不大可能,在中国,更多的是因为政策对独立办报的种种限制,而在美国,是因为报业竞争已经相当充分了,市场细化、深化已经无孔不入了,再“异军突起”一个《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可能。

 
3、由于上行无门,中国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当做最好的出路。在西方,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想法是如何的?

 

我不能进行概括,因为没有充分的样本。不过就我自己的学生来说,虽然我已经教了两届毕业的本科生,而且我们系是政治系,但目前还没有听说一个想去做公务员的。几个比较主要的流向似乎是:媒体、继续学业、公司、去第三世界国家打工或NGO做志愿者。我想公务员之所以不是一个热门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英国奉行的是“小政府”理念,没有那么多职位;另一个是英国的公务员好像工资不高,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中国的公务员所享受的那些“好处”(比如较好的医疗养老保障等),在这里你完全无须通过公务员这个渠道得到——因为有“全民保险”计划,所以公务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另外中国某些公务员能够享受的“灰色收入”,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再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现象,就是西方政治文化里对公务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及其产生的cynicism,导致可能很多优秀的青年可能都不愿或者不敢从政。比如一个商人如果出现绯闻,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大家看看热闹就是了,但是如果是政治家,那么很可能要闹到下台。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各种“watchdog”(监督性组织)盯梢,这种日子也挺不好过的。上次英国出现的“报销丑闻”就是个例子,最后弄到首相安装有线电视的100多英镑都要被拿出来批评。你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听到这种新闻,他怎么会愿意去从政?要钱没钱,要名誉没名誉,还要天天被人追着骂。优秀的人才拒绝流向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现象。

 

4、社会缺乏合理的激励体制和公平的上升机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如前所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上行机会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多,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底层流向上层,而是如何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个问题是有限的上行机会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奖励后者,那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当然坏处不仅于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压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愤世嫉俗感的流行从而导致人的精神面貌变得很乖张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等等。

 
5、你从一个小镇出来,直至成为剑桥的老师,在你成长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哪些问题曾经阻碍过你?(家庭、自身能力、运气或者其他种种)

 

我自己也经常想不通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的,呵呵。我想是一系列的运气加上一小点才能吧——当然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运气(基因、受教育机会、遇上的启蒙者等等),所以说到底还是个运气。另外我想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我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我自己——但我想可能适用于很多比较成功的人,就是性格。一个人如果能做人随和开朗,做事专心致志,然后还有些倔强甚至偏执,比较容易成功吧。我00年出国,当时是满世界计算机热,所以有不少人劝我从文科改学计算机什么的,我有逆反心理,鄙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没有改行,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该行学计算机了,未必比现在更成功。当然成功与否并不是我今天衡量当时选择的尺度——我现在就是失业了,也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转行学计算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过我的话,那也是个性吧,有点懒散拖拉,另外比较多愁善感,在与自我的搏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宝贵能量,呵呵。

 
6、对于现在因能力之外种种原因(户籍、关系乃至房价)而上行遇阻的年轻人,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下面说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不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一席之地,所以还是要尽量学习、思考、奋斗,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成功,更因为这样的人即使不成功,也有尊严,而有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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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零一年

 

 1.

 

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一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只有13岁,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2.

 

但仍需纪念。因为那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和自由、热忱、理想主义等人之为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离自由、热忱、理想主义比20年前更遥远。重温那个数字,就等于一个民族重访那个可能的自己。

 

3.

 

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 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 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嗯,真稳定,一天只有246起。

 

哪像台湾,那么乱,每天立法院的人都在吵架,有时候还打架。我们多稳定,一天只有246起群体性事件。而且一天246起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报纸上、电视上还只有两个飘逸的大字:和谐。

 

一直不明白那些笑话台湾民主的人其优越感从何而来。人家把一个发霉的包子放在桌上,我们把十个发霉的包子藏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家比他们家更干净,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证毕了是吗。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

 

6.

 

扔鞋那天我去听了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走出演讲厅,看到门口两堆人,确切地说一大堆人和一小堆人。一大堆,是“热烈欢迎”的中国学生,几十个。一小堆,是前去抗议的某功人员,三五个。

 

几十个那堆朝气蓬勃,说说笑笑,有人高喊:“他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三五个那堆,面无表情,年龄不等,看上去像中国大街上的民工,没准还真是雇来的民工。

 

那天刚下过大雪,又或者还在下雪,记不清了。我猜着雪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开始泪眼朦胧,因为被那三五个人的脸和脸上的辛酸震动,因为这些或者因为迫害而流落至此或者因为贫穷而寒风中驻足的人,也可以被叫做“同胞”。

 

然后身后传来那一大堆人欢快的齐声口号:“祖国万岁!统一万岁!”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7.

 

曾经看过柴静mm做的一期《新闻调查》节目,采访的是一个河北监狱的杀夫女囚犯们。女囚们似乎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长期承受野蛮的家庭暴力,找当地干部,干部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不管,找妇联,妇联也不管,最后这些女性忍无可忍,杀了老公。

 

看了这个节目,我就琢磨,不是说天朝“治理能力”很高吗,“治理能力”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后来看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知道“治理能力”都跑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纪念对于我,不是关于过去,关于清算,关于复仇。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救赎。如果一个国家纳税人的钱不是用于帮助被欺辱的弱者,而用于雇佣打手殴打记者,它还有未来吗?它的未来是你所想要的吗?你真的仅仅因为到处插满了摩天大楼,就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吗?你真的会仅仅因为一个贵妇开宝马和拎LV,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她吗?

 

8.

 

上面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使有960万平方公里,16亿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他们可以随时定位到你,跟踪你,骚扰你。结论当然是,您是老大,别人都不是您的对手。

 

但,雨果说过: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让我们大声念一遍: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9.

 

 

“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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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重要吗(转帖)

  

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有意思的文章。今年夏天以前一直对奥巴马持不喜欢也不讨厌的态度,最近越来越烦他了,丫太会找群众的G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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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acts Matter?

 

By Thomas Sowell

 

Abraham Lincoln said,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Unfortunatel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worl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can be fooled on election day, just a few weeks from now.

 

Right now, the polls indicate that a whole lot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fooled a whole lot of the time.

 

The current financial bailout crisis has propelled Barack Obama back into a substantial lead over John McCain-- which is astonishing in view of which man and which party has had the most to do with bringing on this crisis.

 

It raises the question: Do facts matter? Or is Obama's rhetoric and the media's spin enough to make facts irrelevant?

 

Fact Number One: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led by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and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who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year-- denied that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taking big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a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Senator Dodd, Congressman Frank and other liberal Democrats who for years refused request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set up an agency to regulat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again led by Dodd and Frank, who for years pushed fo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o go even further in promoting subprime mortgage loan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Alan Greenspan warned them four years ago. So did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 So did Bush'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ive years ago.

 

Yet, today, what are we hearing? That it w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ight-wing ideology" of "de-regulation"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facts matter?

 

We also hear that it is the free market that is to blame.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pres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o lend to subprime borrowers, with such things as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later, threats of legal action by then 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 if the feds did not like the statistics on who was getting loans and who wasn't.

 

Is that the free market? Or do facts not matter?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being against the "greed" of CEOs and for "the people." Franklin Raines made $90 million while he was head of Fannie Mae and mismanaging that institution into crisis.

 

Who in Congress defended Franklin Raines? Liberal Democrats, including Maxine Waters and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at least one of whom referred to the "lynching" of Raines, as if it was racist to hold him to the same standard as white CEOs.

 

Even after he was deposed as head of Fannie Mae, Franklin Raines was consulted this year by the Obama campaign for his advice on hou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ed the McCain campaign for calling Raines an adviser to Obama, even though that fact was 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itself on July 16th. The technicality and the spin here is that Raines is not officially listed as an adviser. But someone who advises is an adviser, whether or not his name appears on a letterhead.

 

The ti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Franklin Raines is not all one-way. Obama has been the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annie Mae's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ight after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But ties between Obama and Raines? Not if you r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ts don't matter much politically if they are not reported.

 

The media alone are not alone in keeping the facts from the public. Republicans, for reasons unknown, don't seem to know what it is to counter-attack. They deserve to lose.

 

But the countr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t in the hands of a glib and cocky know-it-all, who has accomplished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 advancement of his own career with rhetoric, and who has for years allied himself with a succession of people who have openly expressed their hatred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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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相关文章:

Deregulation Not to Blame for Financial Woes

 

By Peter Wallison

 

The Democrats are wrong in claim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deregulation is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if anyth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seen increased regulation since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1980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ch Republicans sought to strengthen in 2005, is the true culpri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bate on September 26,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Barack Obama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Republican deregulation.

 

The advertising from his campaign has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claim is becoming a fixed element in the talking points of Democratic candidates this yea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arge depends on ignoring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regulation in our economy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ut none of it has bee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r ha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lmost all financial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Improvement Act of 1991, adopted after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late 1980s, significantly tightened the regulation of banks.

 

 -- The repeal of por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n 1999--often cited by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aw--has no relevance whatsoev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one major exception: it permitted banks to be affiliated with firms that underwrite securities, and thus allowed Bank of America Corp. to acquire Merrill Lynch & Co. and JPMorgan Chase & Co. to buy Bear Stearns Cos. Both transactions saved the government the costs of a rescue and spared the market substantial additional turmoil.

 

None of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got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pecifically Bear Stearns, Merrill Lynch,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were affiliated with commercial banks, and none wer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deregulat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ost of it under Republican auspices. But this deregulation--in long-distance telephone rates, air fares, securities-brokerage commissions, and trucking, to name just a f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it occurred--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down consumer costs and producing vast improvements and efficiencies in our economy.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wouldn't have been economically possible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of data-transfer rates. Amazon.com Inc.,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et vendors, wouldn't have been viable without trucking deregulation.

 

-- Republicans have favore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ere it was necessary, a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opposed it. In 2005,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then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adopted a tough regulatory bill for Fannie and Freddie over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of committee Democra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Democrats when the bill reached the full Senate made its enactment impossible.

 

Barack Obama did nothing; John McCain endorsed the bill in a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 The subprime and other junk mortgages that Fannie and Freddie bought--and the market in these mortgages that their buying spawned--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se are the mortgages th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asking for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buy. If the Democrats had allowed the Fannie and Freddie reform legislation to become law in 2005, the entire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Policies that center on deregulation are probably hard for the voting public to grasp, and that has allowed Democratic candidates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deregul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n Obama victory, based in part on the claim that deregulation has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create a mandate for new regulation where it isn't necessary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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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out ourselves (转帖)

不太懂经济、又特别想懂的时候,我一般都去读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今天读到的《Bail Out Ourselves》是我近期读到的、关于华盛顿bailout plan的文章里最清晰和有说服力的。当然我很少发现该报纸的社论不清晰和有说服力的,所以很可能只是臭味相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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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Out Ourselv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2003161497455.html

"If banks, in spite of every precaution, are sometimes betrayed into giving a false credit to the persons described, they more frequently enable honest and industrious men of small and perhaps of no capital to undertake and prosecute business with advantag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community."

So wrote Alexander Hamilton in 1790, amid an earlier populist backlash against American bankers. Hamilton didn't hesitate to use the powers of the Treasury to calm markets amid a speculative panic for the good of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 U.S. is at another Hamiltonian moment, if Congress has the nerve to ac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e are told this is a "bailout for Wall Street." But if Americans are honest with themselves, they will admit that bankers are far from the only cause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The U.S. is living through the aftermath of a classic credit mania, one that all of us enjoyed while it lasted. We don't remember many protests when home prices were rising by 15% a year, or when interest rates stayed at 1% for a year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ere negative for far longer. Some of the loudest voices now invoking "free markets" to denounce the Paulson plan were most opposed to tighter money. We know because their complaints were often aimed at us.

Our point isn't to absolve Wall Street or Washington -- far from it. The point is that credit mania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societal, which is why the panics that follow can do so much damage to Americans outside the financial arena. They are part of a larger psychology that sweeps everyone up in euphoria for a time, only to send everyone into a defensive crouch when the credit stops.

The challenge at such a moment is to prevent a panic from becoming a crash that does far more extensive damage. 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and this is why the House should pass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Senate last night, even with its flaws.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 power to use public capital to defend an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at sense, we are really bailing out ourselves.

The critics who believe that talk of a crash is merely a scare-tactic must not be paying attention. The stock market's gyrations are the least of it. Credit markets are ceasing to function by any normal standard, with banks refusing even to lend to one another, much les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on Main Street.

Wednesday's Youngstown, Ohio, Vindicator carried a story with this lead: "The national credit crisis is squeezing Mahoning Valley manufacturers." The story quotes Herbert Schuler Sr., the boss of General Extrusions, that "Unless you have more cash than you need to borrow, they [local banks] won't do business with you." His company has already laid off 70 of 350 workers as its auto-supply customers reduce their purchases of its aluminum products.

A mere anecdote, yes. But September sales for Toyota and Ford fell by 30%, as auto buyers find credit harder to come by. Yesterday, the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s manufacturing index reported its largest one-month drop in 24 years. While at 43.5 the index remains above the recession level of 41, the credit vise may soon guarantee one.

A special word is in order here for Congress. Today we're running a collection of greatest Member hits in defen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he guilty deserve such attention because those two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did so much to turbocharge the credit mania. By providing subsidized rates of return to global investors, they helped fuel the bubble in housing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that is now haunting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quotes make clear, the Members fought furiously against any attempt to make Fan and Fred less dangerou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debate for eight years, as was the late Clinton Treasury. This was a scandal in plain sight that all but a few ignored.

And now, having done so much to create this mess, many of the same Members who protected Fan and Fred are denouncing the "bailout" as a favor to Wall Street. Who do they think were Fannie Mae's business partners? Who marketed mortgage securities to the Chinese, for a tidy fee? Main Street investors also loved Fan and Fred while they were making private profits by taking inordinate risks with a taxpayer guarantee.

The real heroes of the House are the Members who tried to reform Fannie when that was unpopular and are now trying to defend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le that too is difficult. We have in mind Paul Ryan, the Wisconsin Republican, who has had the guts to support the Paulson plan while his GOP colleagues in safe seats, like Jim Sensenbrenner, run for cover.

 

The Paulson plan isn't what we would have drawn up. It will not by itself inject capital into troubled banks, and it carries risks in how Treasury will price toxic assets when it buys them. But it is one more policy tool at a time when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and it is the only one currently up for a vote. Passing it won't by itself revive the banking system, but defeating it will guarantee far more damage to far more Americans.

Mr. Ryan and some other stalwarts are proof that political leadership does exist in Washington, albeit not always at the highest ranks. In this sense, too, the votes this week in Congress are about bailing out our political class from its own embarrassing performance. Americans are anxious, even frightened, about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y are looking for leaders who will act to defe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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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质疑在多大程度上伊战是“blood for oil”。我的大致观点是1)大多数人说“blood for oil”这话时就是人云亦云,既没有清晰的逻辑,也没有充分的论据;2)如果说伊战和石油有什么关系的话,最多也是建立一个亲西方政权、从而减少一个可能通过油价进行政治勒索或恶意操控油价的中东国家,而不是什么给石油大亨“开路”。

 

等了5年,现在“Blood for Oil”论者们终于等来了“论据”:近日伊拉克政府宣布向来自美英法中印俄等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开发石油,争取将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两三年内提高60%。在公开招标的长期(5-10年)开发合同之外,还以非招标的形式“内定”了几个石油公司(埃克森;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法国Total石油公司),签订短期(两年)技术支持合同。一时间,反战斗士、左翼时评家们如获至宝,“看,还说不是为了石油!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吧!”

 

说实话,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如何从“伊拉克向各国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可以直接推导出“美国打伊站就是为了石油”。

 

1)            这些石油公司并不都是美国的,就是美国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就是说,这些石油公司开发的石油产量、出口方向、价格都不可能由美国政府决定,非要说“伊拉克对国际石油公司招标证明了伊战是为了石油”,就等于说美国政府为了全球的石油企业的利润打仗。布什这么博爱?不仅仅为了美国的企业、而且为了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甚至中国的企业利润打仗?什么时候布什跟中石化也好上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民营企业的利润打仗?今天为了石油产业打一仗,明天为了计算机行业怎么样?后天为了汽车行业如何?再后天为了化妆品行业?你们可能要说,布什跟石油行业的老总们熟啊,所以格外关照啊----连这个都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他跟汽车行业或者化工行业老总不熟?是不是布什跟埃克森老总密谈的时候你们都听见了?他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一句“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公司的利润提高个3个百分点,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当时是不是还有一只苍蝇停在布什的咖啡桌上被他一把扇走了?您眼神真好。

 

2)            就算布什跟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总是铁哥们,他就是要倾举国之力为哥们的公司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战争?他不可以给这些公司发石油补贴?就像农业补贴那样不行吗?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加减法:伊战到现在已经花了1.5万亿左右,我们假设布什跟石油四大都是“哥们”,我们假设开发伊拉克的石油可以使各个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4%(这是一个很任意的假设,但鉴于伊拉克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比例和各企业之间的“分赃”,这应该不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我们假设各个石油公司年利润和壳牌大同小异,即250亿美元(2007年数据----注意,由于油价暴涨,03年开战的时候利润肯定低得多),250×4%×4=40亿。1.5万除以40,等于375。即,非常粗糙地算,仅就目前的战争开销以及目前的油企利润规模来看,打伊站的花费可以支撑375年左右四大公司的伊拉克石油利润。也就是说,拿出伊站开支的一丁点去补贴石油企业,就可以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了,你说布什为啥非要舍易求难地去打仗?他说服不了国会通过补贴法案?咦,既然他可以通过“欺骗”说服国会去打仗,怎么就不能通过“欺骗”去说服国会去提高油企补贴?

 

3)“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来获得石油开发权”这一点,还体现在:如果美国政府是想为石油公司打开石油开发权,为什么直接就动武了?怎么也可以跟萨达姆先谈判一下吧?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吗?怎么之前一点“政治”都没搞呢?哪有“市场开放”方面的谈判和协商记录呢?要知道,萨达姆如果03年曾经被给予过“要么权力失陷家破人亡要么开放石油开发市场”的选择,想必还是会选择后者吧?他就那么铁骨铮铮、寸油不让?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至于那么悲情?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果可以不通过战争、而直接通过谈判打开市场,何必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打仗?

 

4)            “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完全可能是“双赢”局面。不明白为什么左翼们一听到“国际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要那么激动?肯德基还进入我们石家庄了呢。中国不也到非洲买油田吗?难道说明中国政府剥削非洲人民了?中国现在还要参加伊拉克油田的竞标呢,一边积极“分赃”一边大骂“你们这些强盗”?对于伊拉克人来说,他们需要提高他们的开发能力(到现在不但产不了多少油,而且主要城市的电力能源都无法保证),而跨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资金、管理、技术、市场正是他们所需,双方合作有什么不好?现在世界油价这么高,产油国都发了,让可怜的伊拉克人也多分一瓢羹有什么不好?何况伊拉克政府公开的招标方式里不有“所有外来石油公司必须有伊拉克国内石油公司partner、必须雇佣伊拉克人、利润必须按一定比例留给国内partner”等保护国内利益的条款呢。到今天还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态度对待外资?只要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方式去“引进外资”,就没有什么不对。鉴于石油四大的企业实力,它们就是中标,也没有什么奇怪。当然目前“招标”有不够公开透明的因素,比如那几个“内定”短期合同,这些需要反思,但除非有证据表明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如果如此,again,布什真博爱,一口气把英国、法国、荷兰石油公司都给“关照”了),否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渎职案而已。

 

到目前为止,除了诛心和假装听到布什和石油企业老总的私密对话,我没有看到任何坚实论据可以直接从“世界各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竞标”推导出“伊战是为了石油”。也许美国打伊拉克的确是为了石油,但请给出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论据。

 

至于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我始终认为直接原因就是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就这么简单。对于沉迷于“阴谋论”并不断从“阴谋论”中获得道德高潮的人,任何“简单”的解释当然都太没劲了。没有那些“坏蛋”的衬托,怎么显得“我”的正义呢?

 

当然如果要探讨伊战的“根源”,就多了去了,冷战之后的盲目乐观,911之后的亢奋,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对中东不稳定因素的过度敏感,“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捍卫盟友以色列的决心……反正肯定是“一言难尽”了。不过要说打伊站是为了给国际石油公司“开路”,5年前就拎不清,现在还是拎不清。“No blood for oil”,口号比较脆,比较响,喊起来容易热血沸腾,肾上腺激素分泌加速,而肾上腺素分泌加速给人带来快感,仅此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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