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21世纪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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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年英国大选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三次电视辩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个候选人都展示出对自己的、对方的政策细节的深入了解，“摆事实，讲道理”，几乎没有任何人身攻击，或者假大空的口号，或者引用经典诗句来煽情，就是把彼此的每一项政策——比如，金融改革政策，移民政策，收入税政策——拆开、打散、揉碎，仔仔细细检视，我觉得这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我看第三场辩论之前刚好看了一个关于塞拉利昂的电影“血钻”，在那个电影里，塞拉利昂各个政治派系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支，谁野蛮谁得势，平民在枪林弹雨的夹缝中求生存，你把这一幕和竞选辩论的一幕结合起来看，就会意识到人类学会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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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次自由民主党领袖民意支持率飙升让很多人都觉得挺激动，甚至中国国内也在关注——在英国这种经典的两党轮流制国家，似乎终于有一股新的力量要出现了。可尽管人气急升，自民党看样子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好处，议席恐与以往持平，这除了是受制于选区划分因素和"简单多数票当选"制度，你觉得其中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自民党并不是“一股新的力量”，它从80年代以来一直是英国非常重要的第三党。如果把它的前身自由党历史算进去，它就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了。

自民党Nick Clegg支持率一度飙升，跟他的“反体制”姿态有关，这与民众对现有两党的不满相契合，加上Clegg形象年轻英俊，比较“抢镜头”。从最后的选举结果来看，自民党的投票支持率没有多少提高（比05年大选只提高了1%左右），议席则不升反降（降了5个），所以Clegg的风光有点昙花一现。的确，“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的确会造成对第三党的歧视（23%的投票支持率却导致8.8%的席位），但另一方面，Clegg热的迅速降温也说明选民的成熟：如果一次电视辩论就可以改变很多民众的政治立场，那这些民众也太轻浮善变了，这是选举还是追星？所以最后Clegg没有因为一两次电视表现而成为黑马，我觉得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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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到对政治冷漠，为什么在民主制度成熟、社会福利完备、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民众对于选举政治却普遍感到疲惫甚至厌倦？仅仅是因为社会太稳定、政治太稳定了，以至于很多选民觉得让谁上台都差不多吗?

发达欧洲国家里民众普遍厌倦、怀疑政治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政治体系的确出了问题，让民众愤怒。比如去年英国的议员报销案事件，虽然对于大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点“腐败”简直不是腐败，但是对于习惯于清廉政治的英国民众来说，他们非常愤怒；第二，政治文明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不需要”关心政治了——虽然各个政党表面上吵得热火朝天，但实际上它们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而且这种共性并不是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它恰恰是基于各个政党对主流民意的遵从——谁也不可能去挑战“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谁也不可能说“银行体系不需要改革”，谁也不可能说“穆斯林通通滚出英国”——一个叫“英国民族党”的小党这样说了，结果就是它不但一个议席都拿不到，而且它走到哪就被嘘到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冷漠可能恰恰是政治信任的一个表现，因为民众知道政治家们“胡来”的可能性很小；第三，社会的发展会促进公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由于这种批判精神，所以往往越是发达国家，民众越“满腹牢骚”——其实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往往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比真正的底层更“满腹牢骚”，道理是一样的：教育和财富培养个体的批判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政治的厌倦和怀疑不一定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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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个政党候选人对我说，他很不满英国“政治高度媒体化、媒体高度政治化”的现状。的确，以这次选举来看，英国媒体前所未有地高度参与，特别是有影响力的纸媒，纷纷亮明自己支持的政党并公开鼓动读者支持，而且大多数站队到保守党一边，媒体的角色更多是在反映民意呢还是在引导民意？你怎么看媒体和政治之间所应该保持的合适关系？

我觉得这位候选人的批判有点奇怪。媒体不参与议政那它天天干什么？报道贝克汉姆又在哪里买了房子、温丝莱特在奥斯卡上穿了什么才是媒体的“正业”？媒体的职责就是把大选中最重大的议题从各个角度呈现出去，当然前提是媒体的多元性——比如《卫报》支持自民党，《泰晤士报》支持保守党。媒体今年支持保守党的多一些，但这是因为工党过去5年政绩不佳，以往媒体支持工党的还是很多的。媒体当然可以引导民意，只要它以有理有据的方式来表述。在我看到的英国媒体“表态”文章里，都绝不是什么“鼓动”民意，而是有详尽的论述论证来支持其“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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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如何评价网络社交媒体对民主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的影响？

这个问题不是特别清楚。网络使政治动员变得便捷很多，似乎也仅此而已。另外，网络社交部落的主要群体是年轻人，而年轻人普遍倾向于“自由左翼”的政治立场，可能网络的普及对于“自由左翼”的政党（比如自民党）有点帮助，但这只是一个猜测。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只有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里，网络的政治意义才会格外重大。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里，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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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电视直播辩论让政治变得“肤浅化”吗？

怎么会。电视直播辩论给民众一个机会聆听不同政党的政纲，这是好事。有很多选民可能从来只看电视不读报纸、更不会去读政府报告什么的，那么电视辩论给了这些选民一个较深入了解政治议题、各党政策的机会，这怎么会让政治变得“肤浅化”呢？难道“深刻的”政治就是候选人躲在窗帘后面窃窃私语？你可以说电视直播给了候选人“忽悠”的机会，但别忘了，每个候选人的“忽悠”都会很快被旁边另外两个候选人无情揭穿，正是在不同候选人的“忽悠”与“反忽悠”交战中，民众得以了解各个政党每项政策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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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英国，据说有一半的选区自1970年代至今从未改变过获胜党派，而全英国650个选区中，只有150个是属于摇摆选区，其它都被视为某个党派的“安全席位”，这种情况很有趣。你怎么看英国政治的超稳定结构？英国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是否已经过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英国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出现深刻变革的可能性如何？

这种选举的“超稳定结构”应该是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共有的现象，而不是英国特色。美国的“摇摆州”也向来就是那么几个。只要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没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地区选民的政治倾向都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比如，一个工业区，只要它不变成金融区，那它的利益所在显然是给工党而不是保守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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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如何看简单多数票当选制与比例代表制的各自优劣？

所谓“简单多数票当选”就是“赢者通吃”，好处是容易产生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执政党，而一个执政党具有绝对优势，有两个好处：1. 议会和内阁相对稳定，提高决策效率；2.明确责任归属——一个政策成功或失败，责任在谁显而易见，很难在不同党派间相互推诿。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它不利于小党存活，如果一个小党在全民中有10%的支持率，但反映到议会中，也许只有2%的席位。这也是英国自民党的处境：23%的民众投票，但只有8.8%的席位。这是因为虽然小党可能绝对支持者不少，但是如果它们均匀分布在不同选区，那么在每一个选区中它们都是少数，在“赢者通吃”选举制度中肯定吃亏。如果是在一个族群、阶级矛盾尖锐的地方，它不但不公平，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激化矛盾。那么比例代表制的优劣则刚好相反：更公平，但是可能效率低下，责任模糊。

英国选举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90年代末苏格兰设立独立议会时，就决定采用比例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族群矛盾的一个方式。这次选举因为工党和保守党都没拿到绝对多数议席，所以都需要讨好自民党联合组阁，这正是自民党作为一个相对小党推动选举制度改革的时机：要约我共舞是吗？可以，但我的价码是“选举制度改革”。目前两大政党都在这方面松了口，但最后要实现改革，还有很多障碍和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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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身后的利益集团、三党的支持者群体及社会基础、政治献金来源近年来是否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

各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应该没有太大变动，你刚才的提问也说到了选举的“超稳定结构”：工业区（或前工业区）、依赖福利保障的人更支持工党；经济中上层、保守主义者（包括抵制移民潮的很多底层民众）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自由左翼和更具国际视野的人，倾向于支持自民党。

政治献金情况的变化是：传统来说，党员会费是政治最重要的收入，现在随着选举变贵，政党慢慢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捐款甚至贷款。英国和美国的竞选花费的规范不同：美国是限制每个捐款者的捐款数额（比如每个人在每次选举中给每个候选人只能最多捐2000美元），但不限制每个候选人的花费总额；英国是限制候选人的花销总额（比如政党对一个议会席位的竞选花销不得超过3万英镑），但不限制捐款人的捐款数额。各有利弊吧。但是总的来说，英国的竞选还是非常“便宜”的。比如05年竞选，各个政党总共花销不超过4200万英镑——要知道这是几十个政党、600多个议席竞选的全部花销，这和美国一个总统选举就能花上17亿美元的开支额（08年选举）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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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7年开始，整个欧洲政坛普遍右转，偏保守政党纷纷上台，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右转”很普遍吗？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有点转，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吧。德国是联合政府；西班牙是社会主义党执政；希腊说要削减公共开支，你看看民众的激烈反应；英国虽然是保守党赢得最多选票，但是别忘了工党和自民党的选票如果加起来要远远超过保守党，而工党和自民党都是左翼的。更重要的是，如前面说到的，欧洲的，至少是西欧的政党，左派还是右派共性远远大于差异，真正极端的右翼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英国民族党”（一个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政党）不但一个议席都得不到，而且经常受到媒体和民众的“群殴”。所以我觉得欧洲政治的温和右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和政府高赤字导致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不满，另一方面是大量移民潮引起欧洲人在经济上和文化认同上的焦虑感。我觉得这属于正常的温和的政治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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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搞了个民生问答题，下面是我的答卷，说实话有些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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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9年可以说是“国企拿地年”，这一年诞生了N多地王。又有数据统计，2009年全国房价均价已达到4600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了1000元/平方米，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您觉得2010年房价还会不会再涨？

    我不是专家，只能靠直觉说话。直觉上来说，我觉得大中城市2010年房价可能会相对平稳。政府现在出台了很多抑价政策，另外市场规律来说，租售比也似乎显示房价过高。但因为房地产是经济的火车头，政府同时又不能让它猛跌，真要有大跌的势头，政府估计又会有政策杠杆出来扶持。中国和外国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比较强，土地、房贷、投资方面政府都有牌可打，所以至少影响短期房价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房价再涨，可能影响政治稳定，房价跌，影响经济发展，所以当下合乎政府利益的是房价平稳。

    2，垃圾处理，因为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2009年普遍进入公众视野。您觉得该不该建垃圾焚烧厂？为什么？

    这个问题技术性太强，我无力回答。但是不管建不建，起码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政治程序，就是相关方面能够商谈讨论，另外应该有独立的科研机构给出专家意见。

    3，岁末年初，社保跨省转移新政出台。与施政者预期相反，却引发了农民工退保大潮。您觉得农民工做得对不对？

    问题中的“引发”这个词用得可能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即使出台社保跨省转移，“也没能说服”很多农民工不去退保。要说服一个人参保，得靠比较丰厚的条件，靠强制显然不妥。如果民工家里现在等着米下锅，你非要他饿着肚子考虑60岁的时候有没有饭吃，说服力不大。如果他饥肠辘辘地说他现在就想吃饭，你说他觉悟太低，这种指责合理吗？要提高民工参保意识，最终还是要提高民工收入（使保险费用占收入比例降低），提高雇主的贡献率，改变户口政策（从而减少民工流动性），公开政府财政收支（使民工对自己交的保险被使用情况放心），如果这些条件欠缺，民工要求退保也可以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反思如何“利诱”，而不是“威逼”。

    4，您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相比，哪个改革更有希望？2009年您关注了教育领域的哪些问题？

    不好意思，没有关注过足球，没法比。教育方面，我比较关注高等教育腐败。以前我听到过一种观点，非常赞同：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腐败还不是出现一些教育机构的贪官，而是整个体制的运作机制——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资助一批一批的垃圾研究垃圾文章垃圾书，然后学者再拿这些垃圾去评职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集体腐败，政府由此安抚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由此升职挣钱，倒霉的是广大纳税者。相当于政府请知识分子吃饭，民众来买单。

    5，大学生就业难依然是2009年难解的困局，其中“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关注。中国青年报还曾提出一个讨论“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您觉得蚁族们应不应该逃离北上广？

    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不这些人差。

    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6，您觉得通胀会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头号难题吗，为什么？

    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不是通胀，而是贫富悬殊。客观地说，如果你放眼观察其它转型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国还算是相对平稳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强大。关键是，贫富悬殊太大的话，很多普通人连温和的通胀率都无法承受。富人虽然是人口少数，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富人的绝对数额也不小，这不小的富人群体造成一个不小的消费市场，他们可以为物价上涨推波助澜（北京房价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房价问题、通胀问题本质上都是贫富悬殊问题。

    7，您觉得2010年该不该继续推行“家电下乡”？

    我觉得从来就不应该推行什么家电下乡。政府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给农民补贴，然后让他们去买“中标的企业的中标产品”。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既然给农民消费补贴，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买家电呢？买什么不是拉动内需？更不要说还非得买某些企业的某些品牌了，这种限买某些产品的做法，有没有扶持局部垄断、妨碍公平竞争的嫌疑？某些企业在“中标”之后开始在农村瞎抬价、以次充好，就是这种局部垄断的后果。我觉得要拉动内需、造福农民的话，给农民消费补贴就可以了，用不着家电下乡。

    8，2009年最受关注的强拆事件是“唐福珍自焚”，除此以外在贵阳、昆明、宿迁均有一些群体事件发生。您觉得《拆迁条例》的修改能缓解暴力拆迁吗？

    暴力拆迁可能会缓解一些，但不是因为《拆迁条例》的修改，而是因为“中央”更重视了，而中央重视是因为暴力拆迁危及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开发商未必重视法律，但是他们往往还是看中央“脸色”的，如果“中央”把暴力拆迁引起的冲突性事件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那么地方政府可能会比以前收敛。

    新条例本身未必起多大作用，是因为当法律冲撞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很多地方政府是置利益高于法律的，事实上旧的拆迁条例里本来就有“按市场评估价格补偿”的条款，不也没有得到执行吗？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所以能带来根本改观，本质上是因为废除那个“恶法”并不明显伤害什么利益集团的利益，它导致的是帕累托最优式改进。但是新《拆迁条例》如果执行的话，一定会伤害很多利益集团，执行阻力会很大。

    9，2009年对于重庆来说，是“打黑年”。在“最大保护伞”文强、“女黑老大”谢才萍、“巴南二富”黎强、“造假律师”李庄这几个案子中，您对哪个最感兴趣，为什么？

    不好意思，对这个问题关注有限，无法比较。李庄案是我唯一持续跟踪观察的案子，主要是网上博客对它的讨论比较多。我想李庄案确实暴露了中国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很远：不但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司法独立”、“正当程序”的概念，而且一些民众往往也无意于区分道德和法律，似乎“坏人”就不配享有正当权利和程序。

    10，2009年10月，广州公开了近300亿的财政预算，涵盖了114个政府部门。您对广州公开的这份预算满意吗？您觉得各地预算公开，未来可能实现吗？

   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进步，都值得鼓励。但要说满意，当然谈不上。预算公开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存在才有意义：公开了预算数字之后，如果我对这些数字不满意（比如说我觉得政府在环保上花的钱太少了），可能通过什么程序去改变？就算我满意，我怎么知道你最后的执行一定是按这些数字来的？我如何监督？如果我感兴趣的数字（比如公款吃喝的数字）不在这些公开的账目里，或者我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账目（比如公立医院的预算具体流向构成），可否问询？如果这些配套制度不到位，我只能瞪着一堆数字干着急的话，那我知不知道它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对广州预算公开的意义，我只能说拭目以待。

    11，2009年也是互联网监管的多事之秋。从魔兽世界之争到BT等网站因无视听许可证被叫停等等。您有没有受到今年政策变化的影响？

    我因为身在国外，对国内网站的依赖有限，所以国内政策的变化对我个人影响暂时不是很大。不过每次我读到“某部发出通知，以后提供什么什么的网站，都需取得什么什么许可证，经过什么什么审批”这种新闻时，就会觉得很荒唐，任何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应该说是某政府部门随便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强迫民众做什么。不是网站不可以规范，而是规范必须有相应的立法程序和民意收集和听证环节，随便一个部门发一个“通知”就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好像随便一个人在公路上都可以开一个收费站一样，非常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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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的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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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您最初的博客都是一些对于生活的点滴记录，包括您写论文、找工作、搬家等等，当初写博的初衷是什么？情感的抒发、表达观点？

 

我思维比较活跃，脑子里稀奇古怪的想法多，生活中常常无人分享，写博客成了一种很方便的表达方式，让自言自语显得不那么尴尬。

 

2、在写了3年多博客以后，对博客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博客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应该是4年多吧。博客的好处和坏处都在于它的“快餐”性质。这种文体鼓励交流的即时性，语言有趣，和读者互动，情绪的传染，但所有这些优点都有硬币的另一面，它不大可能造就有深度的思考、讲事实讲论据的系统性、不鼓励独立的冷静的想法。

 

在我非常勤于写博客的那段时间，博客对我生活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脑子里有博客这件事，基本上相当于手上有一个照相机，你对周遭事物以及对自己会更留心。

从实际的角度讲，博客帮助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找到了一批读者，传播了一些想法，耽误了巨额时间……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3、看到您博客中有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定要写博客，生命、体验、感受不过是一些纸屑，而时间是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的飓风。好在有文字，算是图钉，稍稍地把那些纸屑给固定住。”这也是您写博的一个原因吗？

 

呵呵，那篇博客是较早期的，大意是我记忆力不好，写博客帮助记住一些事情。记忆力不好，的确是我习惯于书写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后果之一。

 

4、你把自己嫣部落的博客命名为情书，是因为“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给时间的情书”吗？另外，从这句话能感觉出您很喜欢写作。我看到，您不仅写博客，还给南方报系的很多媒体写专栏，而且，您还出了几本书，感觉您很喜欢写作。写作对您来说，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写作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写东西是一种很“慢”的行为，一个念头在你脑子里闪过，可能只需要一秒钟，但是要把它完整地表达出来，可能需要十分钟。选择这种缓慢的行为，是选择用一种咀嚼、回味的方式而不是囫囵吞枣的方式对待生活，是对生活的一种敬意。

 

5、有人说，博客的生命力即将耗尽，您怎么看？你写微博客了吗？您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您平时也看别人的博客吗？什么类型的博客吸引您的眼球？

 

我觉得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博客已经成了一种“媒体”，只要这个媒体还能提供很多传统媒体不能提供的信息，它的生命力就还在。另外人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芙蓉姐姐，只要一部分人的裸奔欲和另一部分人的窥视欲还一息尚存，博客就还有生存空间。

 

我不写微博，没有时间，而且很奇怪并羡慕那些有时间天天微博的人。

 

以前经常看博客，现在看得少。主要看的要么是闺蜜们的博客以保持联系，要么就是看一些专业性强的博客，比如经济博客。最近开始染上了追看某些微博的习惯，主要是中妙语连珠多。

 

6、你怕网友的批评吗？对于批评你一般如何回应呢？

 

早期经常和网友辩论，现在懒了，几乎不回应，后来干脆关了博客评论。

 

7、您的博客文章写了很多，自己也出了几本书，想过把博客文章也出本书吗？

 

我马上要出的这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其中有大量的内容源于博客。

 

8、另外，我们关注到，除了嫣部落的博客，您其他网站的博客更新的不如以前快了，是写博客写烦了，还是其它原因？

 

对，写烦了。觉得在一定的深度之内，能够表达的已经被表达过了，再说下去就是重复了；在那个深度之外，博客这种体裁无法容纳。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思想，也适用于情绪、情感。

 

另外的原因就是，随着博客读者数量增多，以及身份变成老师（画外音：“为人师表……”），越来越不愿意在公开博客上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了。其实我还有一个频繁更新的私博，记些生活琐事，但只是跟几个好友分享。

 

顺便说一句，公开博客里现在我自己操作的就是我的独立博客，其他网站上的，都是镜像，更新速度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9、如果硬要给您的博客定义一个风格，您觉得是什么风格的？

 

混搭？呵呵。

 

关于文字

 

10、        看了您几篇文章，《兔子急了》《谢谢收看》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在你的笔下却是那么的生动，有现场感。而您还有很多关于政治和民主的文章，从感性到理性，游刃有余，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你的作品很多元，这跟你的性格有关吗？如何做到在几个风格中游刃有余的？

 

理性的是思维，感性的语言，两者应该不矛盾。

 

11、        看了您的很多政治博文，只是看文字，很难看出这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您的内心里是不是有着“男性”的某种东西？

 

如果你说的“男性”是指思辨倾向的话，那么每个女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男人，区别只在于你是否向他敞开。

 

12、        一个时尚漂亮、外表柔美的女性，人们很难将她与政治挂钩，可是您曾经说您喜欢政治，而且也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政治文章，您是从什么开始喜欢政治的？政治中有什么吸引你去研究的东西？

 

我一直是学政治学的，但真正对政治——而不是关于政治的书、关于政治的文章——感兴趣，是24、5岁之后的事。对政治的关注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吧，一个是我自认为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而政治本质上是一门关于正义的学问；另一个原因是纯知识上的兴趣，觉得政治如此复杂，而复杂的东西激发你的解释欲和探究之心。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You can’t be an economist if you’re not playful。一切学问，包括政治学，都是如此。现在常有学生给我发信，说我想学政治学，因为我想“改造中国”，我说不要，你要因为一件事情有趣而去做它，而不是为了拯救世界——你不可能拯救世界的，世界哪有那么容易被拯救，世界就是被你们这些想拯救它的人给拯救坏了的。

 

13、        看了您《让政治变得家常》等一些文章，您似乎从来不直接说国内某些方面做的不好，而是用国外的实例来突显国内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似乎是你行文的一种方式。这是不是您的海外经历所赋予您的新视角？您什么时候开始转型做政论文章的？是因为在国外看到了一些新的民主政治的经验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通过谈论国外谈论中国，是一种策略。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是个对“比较”很感兴趣的人，觉得大多数好的社科问题都是源自于比较的视角——把你当下的经验世界陌生化，把它作为各种可能性之一来看待，它的奇特之处才会凸显。俾斯麦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这简直我最喜爱的对政治的定义。

 

不存在“转型”做政论文章，我一直是双管齐下的。我最早开始上网（99年左右）就是从时政论坛灌水开始的。

 

14、        有几个问题挺想知道，在您《让我想想》的博文里，您为是否回国发愁，后来的一些博文涉及到了找工作，后来是一个什么机缘，来到剑桥的？您学了美国的政治，又看了西方的政治，内心中还有这中国政治多年的影响，这三种政治在你的脑海中会不会时常的掐架、碰撞？这是否是你用小事例来反观国内政治现状的一个原因？

 

来剑桥就是看到招聘广告，然后就来应聘了。

 

至于不同地方的政治是否造成观念上的冲撞，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你眼中的世界就是一个有序的世界，每一个经验事件在你的认知体系中都有它的门牌号。

 

15、        您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博士，哈弗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这一路走来，是自己内心当中不断提醒自己进步的声音的督促，还是其它因素。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和当下的一些大学生可以分享的成功经验？

 

我学途上一直非常顺利，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我是个很要强的人，一旦做一件事，就会非常认真地去做，大概是传说中的完美主义者。比如我以前勤于写博客的时候，写博的态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后来接手几个专栏，写专栏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其实我教课、写论文，也是非常认真的——尤其当我做的事情需要别人来承担后果时，我会非常认真。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愿意分享，就是精神上的独立和知识上的谦卑感吧。第一，在接受每一个观点、观念之前问个为什么，不要因为你身边1000个人都说那是对的你就说那是对的；第二，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自己的无知无知。在表达每一个观点、观念之前问个为什么，不要迷恋立场，不要迷恋姿态，也不要迷恋小圈子的温暖，更不要被那些说话、写文章气势汹汹、胸有成竹、挥斥方遒的人吓倒，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都是微生物。

 

16、        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是“具有那文青特色的愤青，但是到底文学是您的正房还是政治学是你的正房，这两个还在头破血流的互掐”，3年过去了，现在谁占上风了？文青似乎和愤青的气质似乎不同，而您却有这两种气质，这也是性格原因，还是兴趣原因？另外，为什么对自己做出如此的评价？

 

文青、愤青都只是微生物匍伏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并企图接近这种复杂性的方式，类似于为了表达对一个人的爱意，今天给他做红烧肉，明天给他做小葱拌豆腐。

 

关于生活中的你

17、        认识你的人都说你乐呵呵的，性格开朗，甚至有网友说你“母仪天下”，你认可吗？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乱丢，还是井井有条？外人面前性格开朗，私底下深沉？……

 

“母仪天下”那个说法也太夸张了，我当然不认可。爱笑是真的。我性格应该是比较激烈的人，比别人更开朗，也比别人更抑郁，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夏分明。不过一般我都把开朗的一面展示给他人，抑郁的一面留给自己，非常八荣八耻。生活中的我……属于懒散和丢三落四型的吧，我经常不洗水果就直接开吃，买同一个东西总是比别人花的钱更多，一年平均丢5把伞，从来不买需要绑鞋带的鞋因为懒得弯腰。

 

18、        您曾经写过一本书《那么，爱呢》,您所憧憬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有话说，粘乎。

 

19、您爱好看歌剧，除了歌剧还有什么爱好？（这点似乎很小资也很文青，嘿嘿）

 

爱好歌剧？我一向痛恨歌剧啊，觉得歌剧简直跟领导作报告有一拼。我的爱好跟士兵甲一样，音乐、美食、电影什么的。我很想说自己还爱好摄影、建筑、天文学什么的，但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这样说。

 

20、您最喜欢的音乐风格？

 

主要喜欢带rock风格的blues吧，“象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抚摸一个新生婴儿”那样的音乐。心情好的时候，也喜欢那种节奏感很好的音乐，一听就让人想跳舞的音乐。

 

21、平时，您私底下也喜欢翻阅政治类的书籍吗？

 

不是“也”喜欢，那几乎是我读书的唯一类型，当然有出于工作需要迫不得已的原因。如果有时间，我希望更多地读读小说、历史和科普类书籍。

 

22、最近很喜欢的休闲方式？

 

有时间读自己想读的书，对我来说一直是最好的休闲方式。如果读到一本好书，身边正好有一个可以交流的人，那就好到让人想骂娘了。

 

23、您是如何减压的？

 

看情景喜剧，做数独游戏，写日记，做白日梦，Tom W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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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民主的细节》第十次印刷

《出版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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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作为一本政论书，《民主的细节》能畅销很让人诧异，你对这样的结果有预期吗？你认为这本书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刘瑜：可能我是对这本书能够比较畅销唯一不感到诧异的人。连我的编辑和出版社都很诧异，呵呵。我在找到上海三联之前，曾经有朋友帮我联系过好几个出版社或书商，最后都没有谈成，有的说我没什么名气不想出，有的说时评时效性强，现在出晚了，有的说这种小故事的体例不好，要写还是写长篇大论的比较有市场。对这些“据信”，说实话，我吃惊多于失望，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仔细读了书稿，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本关于时事、甚至不仅仅是关于美国的书，它本质上是一本探讨政治正义的书。我觉得一些出版人低估了中国读者对政治正义、对公共领域、对制度可能性的知识渴求。很多人说现在的中国，如果你不是名人，要写卖得动的书，就只能写恋爱啊、成功秘诀啊、养生保健啊，我觉得不对。任何社会，总会有很多人关心公共生活、关心正义、关心政治制度，如果图书市场上体现不出这种关心，那么，除了政治原因和出版界的不思进取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知识界本身的失败：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有营养、又具有可读性的作品。所以说到为什么这本书会比较受欢迎，我觉得市场对这种知识的渴求可能是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我用小短文、小故事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知识和观念，增加了此书的可阅读性。另外，个别网站（牛博网）、几个知名网友（和菜头、柴静等）的宣传、包括我自己积累的一小批读者，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基本上来说，这本书可以说几乎没有宣传，主要是靠口碑销售。

《出版人》：从细节看问题，这表明了你对政治、对民主的一种态度吗？

刘瑜：对。我以前写博客曾经写过一篇《看法和知识》，大意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缺少关于具体事物、事件的“知识”。每个人都急着去做“判断”，但是没有耐心去核实那些“判断”底下的经验基础是否牢靠。在我看来，对“细节”的关注，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的关注，就是一种为“判断”建立经验基础的认知态度。光做判断多容易啊，大笔一挥，打勾打叉，爽呆了。比如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论断：“全世界的官员都一样贪污腐败，没一个好东西，你以为呢！”那么，对这样一个论断，我就会忍不住追问“细节”：你真的觉得英国首相因为装有线电视而报销100多英镑就被揭发而且严格地说还不是违法的和胡长清贪污几百万人民币，性质是一样的吗？其实我想通过《民主的细节》传递的就是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不要那么偷懒，不要为了一种道义快感而急着做宏大判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保持一点谦卑。

《出版人》： 你在谈论美国式民主的同时处处关照着中国的现状，你认为我们是否有借鉴的可能性？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美国式民主并不适用于中国。对此你的意见呢？

刘瑜：民主从来没有“天然”地适合任何国家。要知道，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民主绝非常态，大规模的代议制民主的出现，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西方人接受民主也是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说白了，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从打打杀杀到打累了发现“哎？我们其实也可以不打架啊，其实也可以坐下来谈啊”的阶段，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地方人民觉悟得早点，有些地方人们觉悟得晚点。我比较反感中国知识界有些人过于强调“中国—西方”这个二元对立，在“西方”成为今天的“西方”之前，它其实也没有那么“西方”，在一个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中国”其实也可以不那么“中国”。

说到借鉴，我觉得美国民主的经验以及教训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体自由和民主一样重要——“民意”、“百姓”、“国家”、“集体”不是牺牲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理由。真正有质量的民主，不是解决“谁当家作主”的问题，而是致力于“不管是谁，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有没有权力的制衡、有没有充分的有理有据的政策讨论、个体自由是否得到保护。

《出版人》：你在中国和美国学政治，在英国讲政治，你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刘瑜：我个人对西方民主的认知，和中国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可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中国的知识界80年代时很迷恋西方政治制度，到90年代很多人开始慢慢转向警惕甚至敌视西方，到现在甚至到处充满了“北京共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我个人可能路径刚好相反。80年代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是个孩子，所以当然谈不上什么政治观念。但是我最早开始思考民主制度的时候，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我在国内的硕士论文题目叫“代议制民主制下多数原则会导致多数暴政吗？”，你看，我那时候的问题意识是那样的，考虑的是“多数暴政”的问题。后来我不能说我放弃了最早的警惕和怀疑，但是我慢慢开始观察、思考民主制的合理性、价值到底在哪，尤其是欧美这些年的生活体验，让我得以观察很多民主政治生活中的细节，从而观念开始变得更开放、更平衡一些。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肯定“上升”到对民主的怀疑，我则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怀疑“倒退”到对民主的肯定。他们可以批评我的观念，但是却很难指责我没有思考过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是出于“天真浪漫”而去美化西方。

《出版人》：有的读者看过《民主的细节》后，出现悲观的情绪，你自己呢？你希望读者怎么看这本书？

刘瑜：在政治上，我愿意把自己称作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说，长远来看，我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一个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不是非要你死我活的，相信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吃一堑长一智”的能力，或至少是“吃十堑，长一智”的能力——这不是说我对某个具体的领导人、或者具体的政治团体或阶层抱有多强的信心，而是我相信：首先，从利益上来说，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你死我活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合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其次，从价值上来说，用最近在和菜头博客上看到的话来说：“没有人喜欢虚伪，人人喜欢真诚；没有人喜欢欺诈，人人都喜欢诚信；没有人喜欢卑劣，人人都喜欢高尚。甚至当这一切美德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小声表示自己的欣赏。”这就是我们对未来信心的来源。连专制者需要通过撒谎、修辞、仪式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比如萨达姆也要把自己的投票支持率搞成90%以上，比如纳粹在集中营里屠杀的小孩也要写成“病死”而不是被杀死——说明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如果作恶总是能让人感到心虚，我觉得人类“前途就是光明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当然这种乐观只是“长远来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应该模糊我们对当下问题复杂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比如就“民主化”来说，很多人把民主化的唯一困难看成“当权者的顽固不化”，其实民主化的问题岂止这个，人民本身甚至可以真正意义上民主化的敌人——俄罗斯人现在不就普遍支持普京搞威权政体吗？委内瑞拉的选民不是选了查韦斯上去瓦解三权分立？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不是一次一次加深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裂痕？菲律宾民主了那么多年不还是腐化丛生？泰国民主化之后黄衫军不总是对选举结果不服？……诸如此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比我的读者更悲观，因为我的悲观一半是针对政府，一半是针对社会。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几年、几十年、甚至我们个体的整整一生，都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朵浪花”。如果你对民主的信念是相信五年后自由选举，十年后就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间天堂——那我劝你还是别拥抱民主这个价值了，你肯定会失望的。但如果你对它的信念是因为你相信，人之为人，有思考、说话、影响公共生活的权利（因为公共生活它强迫性地要影响你），而拥有这份权利事关你的尊严，而有尊严是重要的，也许你的悲观就会少一点——悲观无非是对结果成败的耿耿于怀，但如果你觉得推动人的尊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也就不会那么悲观了，甚至会在内心深处感到安宁和快乐。事实上每一代人能够推动的历史进步可能非常非常有限，有很多代人可能完全是在原地打转，还有些代人简直是在开历史倒车——我们只能是尽量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的前提是让你自己变得好一点点，愤怒固然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愤怒如果不和自省相生，它可能成为另一种谄媚的形式。

《出版人》：很多读者将你的著作和林达夫妇的著作相比较，你如何评价林达夫妇对美国政治的观察？

刘瑜：说来惭愧，虽然以前网上读过林达夫妇的某些文章，我真正去买他们的书捧到手上读，反倒是《民主的细节》写完之后，也就是今年夏天回国时。而且也是在今年，通过朋友介绍，我和林达夫妇中的那个林，还成了很好的“网友”，经常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无论阅读他们的书，还是私下和林的网络交流，我都觉得跟他们非常“知心”——我夏天读《历史深处的忧思》时，脑子里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感叹号：跟我想的一样！要说不同，显然他们是在更系统地讲故事，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我——一方面因为专栏体例的限制，一方面可能因为自己政治学的背景，可能更注重制度分析一些。

《出版人》：小说和政论，你觉得哪种写作方式更能展示你的才华？

刘瑜：这个可能要由读者来评论吧。目前好像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我的政论比小说强很多，有的说政论比不上我的文青资质。我希望我能活得足够长，来证明他们都是错的，呵呵。

《出版人》：请谈谈你未来的写作和出版计划。

刘瑜：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左右，我会有一本小书出来，是我过去这些年的随笔集，叫《送你一颗子弹》（博客注：上半年在博客里提到的《风吹草动》更名为《送你一颗子弹》），内容主要是对生活、对自己，对世界的随机观察和感想，属于比较文艺化、比较个体化的东西。

将来五年左右，我想写出两本书。第一个计划是写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民主的书。谈到民主，我们总是说美国、欧洲，如果只谈论这些发达国家的民主经验，不但知识是片面的，而且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价值判断可能都是偏见，所以常常就会有人质疑，那印度呢？那委内瑞拉呢？那泰国呢？那俄罗斯呢？这些问题虽然非常合理，但对它们的思考目前在中国可以说非常粗浅，而且引起很多思想上的混乱，所以我想写一个这方面的书，梳理一下相关问题。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由于工作、教学等任务，暂时还没有时间开写。

第二个计划是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集。我这些年在专栏、博客上谈论民主问题比较多，但实际上我过去这些年的主要阅读思考精力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因为博士毕业论文是这方面的，所以在这方面积累了一点想法。我前些天读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颇受启发，觉得那种体例也不错，所以想写个《中国革命十论》什么的。这几年中国的“革命史”研究很热，水平也越来越高，象高华老师、杨奎松老师、沈志华老师都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工作，但大部分好像还都是史学界的声音，资料挖掘性质更强一些，政治学界的分析性工作稍弱一些，有一些基本概念性的、理论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没有理清，所以想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

把这两件事做完之后，我可能会回归“文青”，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会是爱情小说了，我想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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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普通中国人为环保做贡献的方式：种一棵树，把灯泡换成节能的，送一本《民主的细节》给一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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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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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上行，即便农村子弟“跃龙门”的机会也非常多。但如今社会阶层的板结却越加明显，即底层难以上行，上层结构稳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有还没有出现。80、90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虽然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市场上的后来者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比如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嘛，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而已。不过80、9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不过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所以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2、以你的经验看，中国年轻人和西方年轻人在上行道路上遇到的阻碍有哪些不同点？能不能以实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困难里，虽然也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是政治的因素比西方还是多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改革力度有所削弱，有些本可以允许更多竞争的领域人为地阻碍竞争，导致本属于民间的“空白区”还是被国有部门把持，从而缩减了年轻人上行的去向。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导致本来就有限的“上行机会”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垄断了，这可能会加剧某些年轻人的愤懑。西方的年轻人上行受阻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因素。这么说吧，比如两地的年轻人，A在中国，B在美国，各自的愿望都是办一个象《纽约时报》那么成功的报纸——这在两地都不大可能，在中国，更多的是因为政策对独立办报的种种限制，而在美国，是因为报业竞争已经相当充分了，市场细化、深化已经无孔不入了，再“异军突起”一个《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可能。

 
3、由于上行无门，中国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当做最好的出路。在西方，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想法是如何的？

 

我不能进行概括，因为没有充分的样本。不过就我自己的学生来说，虽然我已经教了两届毕业的本科生，而且我们系是政治系，但目前还没有听说一个想去做公务员的。几个比较主要的流向似乎是：媒体、继续学业、公司、去第三世界国家打工或NGO做志愿者。我想公务员之所以不是一个热门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英国奉行的是“小政府”理念，没有那么多职位；另一个是英国的公务员好像工资不高，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中国的公务员所享受的那些“好处”（比如较好的医疗养老保障等），在这里你完全无须通过公务员这个渠道得到——因为有“全民保险”计划，所以公务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另外中国某些公务员能够享受的“灰色收入”，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再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现象，就是西方政治文化里对公务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及其产生的cynicism，导致可能很多优秀的青年可能都不愿或者不敢从政。比如一个商人如果出现绯闻，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大家看看热闹就是了，但是如果是政治家，那么很可能要闹到下台。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各种“watchdog”（监督性组织）盯梢，这种日子也挺不好过的。上次英国出现的“报销丑闻”就是个例子，最后弄到首相安装有线电视的100多英镑都要被拿出来批评。你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听到这种新闻，他怎么会愿意去从政？要钱没钱，要名誉没名誉，还要天天被人追着骂。优秀的人才拒绝流向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现象。

 

4、社会缺乏合理的激励体制和公平的上升机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如前所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上行机会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多，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底层流向上层，而是如何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个问题是有限的上行机会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奖励后者，那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当然坏处不仅于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压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愤世嫉俗感的流行从而导致人的精神面貌变得很乖张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等等。

 
5、你从一个小镇出来，直至成为剑桥的老师，在你成长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哪些问题曾经阻碍过你？（家庭、自身能力、运气或者其他种种）

 

我自己也经常想不通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的，呵呵。我想是一系列的运气加上一小点才能吧——当然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运气（基因、受教育机会、遇上的启蒙者等等），所以说到底还是个运气。另外我想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我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我自己——但我想可能适用于很多比较成功的人，就是性格。一个人如果能做人随和开朗，做事专心致志，然后还有些倔强甚至偏执，比较容易成功吧。我00年出国，当时是满世界计算机热，所以有不少人劝我从文科改学计算机什么的，我有逆反心理，鄙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没有改行，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该行学计算机了，未必比现在更成功。当然成功与否并不是我今天衡量当时选择的尺度——我现在就是失业了，也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转行学计算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过我的话，那也是个性吧，有点懒散拖拉，另外比较多愁善感，在与自我的搏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宝贵能量，呵呵。

 
6、对于现在因能力之外种种原因（户籍、关系乃至房价）而上行遇阻的年轻人，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下面说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不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一席之地，所以还是要尽量学习、思考、奋斗，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成功，更因为这样的人即使不成功，也有尊严，而有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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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和第一财经日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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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问您是从哪一年起在剑桥任教的？这是您第一次来到剑桥吗？

我是2007年9月到剑桥的，之前1月面试的时候来过，那次是第一次。

 
2. 能否描述一下您第一次去剑桥时的情形，这个学校、这个小镇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第一次到剑桥的时候还挺震动的。主要是建筑风格的问题，市中心很多中世纪建筑，还有中世纪风格的小路，窄，蜿蜒曲折，很多不能通车，只有行人和自行车，在幽暗的路灯下，再下点雨什么的，当时就觉得这个小镇就是一个时间的琥珀，里面有那种拒绝与时俱进的骄傲。其实古典建筑很多地方都有，不足为奇，但是大多数地方的古典建筑现在都是“旅游景点”，用来照相的，剑桥的特色是，这些地方现在还是用来生活的，自行车随便靠在一面17世纪的墙上，吃饭的餐厅是18世纪盖的等等，这种漫不经心的、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历史感是剑桥最令人心动的地方。

 

 3. 您为何会选择到剑桥教书？
 

我没有专门选择到剑桥。正好剑桥有一个职位招人，又比较对口，就来应聘了。

4. 真的开始这里的生活后，您对这里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能不能讲一个令您感受最深的故事？
 

新的认识就是这里特别重视本科教育吧，觉得这里的本科教育在传承人文精神方面做得很好，使这个国家一些最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代代相传。感受最深的事之一，就是我的同事们给大一本科生的作业题，那完全是把每一个人当作大思想家来对话的。举几个作业题例子，“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的政治是反政治的？”“所有的政治价值都是相对的吗？”“上帝死了的政治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代议制需要以国家为单位？”“民主的激情是有代价的吗？”“代议制能够完善人的德性吗？”当然老师们不仅仅是问这些“大问题”，也引导学生去读相关的书目去思考这些大问题。反而是到硕士、博士阶段鼓励学生去思考小问题、经验问题、与政策相关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很好，因为鼓励学生思考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帮助他们在人类历史中定位自己。让他们知道每一代人不是在历史中“流浪”，前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地图，告诉我们这里是暗礁，那里是漩涡，这里是风景，那里有沙漠，让学生明白他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社区的一员，是文明的马拉松中的一棒。当然我的感触跟我的专业有关系（政治学），可能别的专业在人文精神方面感受并不强烈。

5. 剑桥对华人的态度如何？在剑桥的教师中，华人占多大比例？学校给华人教师的待遇如何（例如薪资、住房、地位等等）？
 

华人老师总的来说不多吧，我们系院只有我一个。另外我认识的大约有三、四个。估计理工科、经济类还有一些，但我不认识。待遇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华人非华人一说。对华人的态度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如果说“彻底融入”不大可能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人家刻意排挤你，就是文化、语言、背景差异导致共同语言有限造成的。

6. 您经常在博客里提及您每天上班路过的那条种满梧桐的大街、绿油油的草坪、小家碧玉的河流、古色古香的胡同，听起来非常诗情画意。您在这个小镇上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工作之外，您闲暇时间通常会做些什么？

 

我生活很枯燥，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吃饭，念经，念经，吃饭。基本上把一个本应多姿多彩的生活过成了蹲牢房。一方面是因为忙，另一方面我这个人比较闷，对于旅行、出游、运动兴趣都比较有限。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偶尔偷得半日闲，找个咖啡馆，看看书，喝喝茶，想想问题。另外一件幸福的事，就是找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不过这边谈得来的朋友不大多，这种机会很有限。

7. 您曾说过，在剑桥，教师的地位特别低，工作负担也特别重，那么是什么吸引你留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呢？

 

我说的“地位低”是半开玩笑的性质，指的是学生地位太高了，老师完全就是他们的“服务员”。其实我也没想永远留在这。暂时留在这，如果说有什么理由的话，就是我觉得这里思考说话都比较自由，因为自由而变得真诚，不需要撒谎，不需要谄媚，氛围比较清新，让纯粹精神生活变得可能。你想我每天想的都是“民主输出是否可能”、“援助非洲那么多钱为什么都没用”、“泰国的动荡和魏玛德国有何相似之处”、“中国的发改委到底有没有必要存在”这样的问题，多幸福啊。这个世界没有几个地方你能够每天思考这些问题而不被视为神经病的。以前我没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警告我，工作以后办公室很多“政治”的，哪怕西方的高校也不能幸免的。我来了之后就发现，哪有什么政治啊，同事都是各忙各的，有问题则互相帮助。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8. 剑桥800年校庆那天，您是否参加了庆典活动？作为学校的一分子，您当时的心情如何？

 

没有参加任何庆典，没有特殊的心情。 顺便说一句，800年校庆并不是指某一天有什么重大仪式，而是指这一年断断续续举行一些纪念活动，比如讲座，音乐会什么的。

9. 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剑桥是一所怎样的学校？除了它的建筑、景色和教育制度外，它的800年历史还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我觉得剑桥就是一个正常的大学，思想自由，风景优美，学生努力学习，老师努力教书。800年的历史还体现在哪，可能体现在这里的人比较爱读书、爱思考上吧。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生活在一种原罪感里，时不时就得检讨自己“不事生产”、“象牙塔里的精英”、“脱离群众”什么的，这种原罪感抑制人们探索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在剑桥，你就是研究霍布斯的某一个概念一辈子，也不会老有人追着你问“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啊？”有好奇心、钻研精神、清高、我行我素的人不需要生活在自我辩护的状态里。我邻居，一个老太太，80多岁，走路都颤颤巍巍了，一辈子就是个家庭妇女。那天楼道上碰见，她跟我说，她准备重读阿奎那的著作，然补充了一句“唉，好久没用拉丁文了，拉丁语退步了，读起来可能会慢一点呢”。看，读英语还不行，非要直接读拉丁语的。80多岁的老太太，读什么阿奎那呢，没什么用吧，但是很理直气壮。我喜欢那种理直气壮地认为很久以前的历史、很遥远地方的生活、很奢侈的文字艺术与自己其实很有关系的人，一个这样的人在剑桥待着不会觉得突兀。

32 comments

都是半年前左右做的，忘了贴了。下面这个是《新周刊》做的，忘了什么名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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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最早是在网络上连载小说出名吧？对于你来说，网络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不可以这么说，只要有网络，哪怕不在平面媒体发表东西，你仍然能保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园地？

 

小说的确连载过几个，在留学生网站上。我觉得网络的意义在于它平民，任何人，哪怕一条狗，都可以畅所欲言。平面媒体的问题是它资源有限，有限的资源要分给无限的需求，“认识人”就很重要，通过关系分配资源，搞文字常常变成了搞政治，挺没劲的。很多知名作家或学者的作品，如果放到网上，配个虚拟ID，估计根本没人读。但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种靠资源垄断和“评论界”建构起来的文学界或者社科界就对全国的文学青年、知识青年构成了强制性阅读，很多本来不值一读的东西成了学习榜样。网络的出现等于打破了这种资源垄断，实现了文字的“民主化”。当然网络的问题也在这里，它让作者毫无屏障地直接面对读者，文学也好，时政也好，容易激发一种民粹主义的写法，煽情比讲理更有市场，刺激比细嚼慢咽更有市场。

 

2.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政论性的文字的？是有媒体约你写吗，还是如你所说，是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尽义务，写了之后被媒体发掘了？这些文字主要发表在什么地方？除了醉钢琴，还用过什么ID？

 

网上写政论已经有一段了，大概从00年开始，但是不系统，基本是各大时政论坛打游击，灌水，打群架。以前经常去的时政论坛有强国、西祠，新文化、华岳，后来发现辩论陷入低水平重复之后，就不大去这些论坛灌水了。以前的ID就不说了吧，有很多东西现在看也脸红。给平媒写政论大概是04年左右开始。我有个好朋友当时在南风窗工作，他知道我学政治，而且他信任我，就问我能不能写点。后来给其他一些刊物写，应该说也是既有水平的因素，也有朋友的因素。

 

3.这个问题是代同事问的：总觉得有几个刘瑜，写小说的刘瑜，和写毛里求斯游记嬉笑怒骂的刘瑜，还有写政论时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个女作者的刘瑜，很不一样，那么怎样在这几种反差很大的风格之间应付自如？

 

挺容易的，就跟车换档一样。比如你在讨论时政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在跟别人对话，目的是说服别人，所以逻辑的严密就很重要。但如果你在写小说随笔什么的，你是在传达感受，对于传达感受，逻辑未必有效，语言本身的魔术更重要。至于小说比较阴沉、随笔博客比较亢奋，我觉得跟你写东西时候的心情有关，也跟你深入内心的程度有关。写毛里求斯游记那种东西的时候，还是预设读者的位置的，想着要娱乐一下大家，但写小说的时候，我的“贝壳”是完全关闭的，基本是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不能说前者不真实，但是深入内心的程度不同，好比潜水一百米和潜水一千米，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4.都知道你的正职是剑桥讲师，写作对你来说，是一种爱好，还是一种状态的转换？在工作和写作之间，会不会有时间上不能协调的时候？会怎么应付？

 

写小说随笔等文艺类作品更接近爱好，写时政类东西有责任感的因素。工作和写作时间上会有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几乎停止网络写作的原因之一，小说更没有时间写了。我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这跟热爱不热爱工作没有关系，就是不能容忍自己不负责任地去做一件事。当然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自由撰稿更有意义并且能养活自己的话，很可能就辞职了，因为工作和写作之间，迟早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5.在海外生活这个背景，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你曾说过，在海外的经验反而促使你更加了解中国，这是你写政论的一个便利吗？

 

当然有影响。从时政文章来说，海外生活给了我一个比较的视野，这个很重要。比如以前在国内，如果我关心所得税率，那就去查一下中国的所得税率。但现在，我会尽量一并把美国的、英国的、印度的……所得税率给查出来，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比较的知识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女人，你说她漂亮还是难看呢？

 

6.写作于你而言，是出于天分，还是有什么秘笈？是怎么写开的？

 

我觉得一个人对文字敏不敏感很可能是基因决定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诗人，一种不是。不是诗人的那种人，就算他在写诗，他也不会变成诗人。是诗人的那种人，就算他一辈子在做会计，他也是诗人。要说怎么开始写的，这么说吧，狗要吃屎，确实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7.你知道自己在国内有很多粉丝吗，会跟自己的读者交流吗？比如收到一封说“刘瑜我爱死你了”的邮件，你会回应吗？

 

不知道，而且坚信没有这回事。在一个芙蓉迭起的时代，有粉丝的人是可耻的。偶尔有读者给我写信，我一般都礼貌地简短回信。“爱死你了”这种话，不会回应，因为我要是把这种话当真的话，就太自恋了。

 

8.身在海外如何了解国内的情况？主要还是通过网络吗？

 

对，主要通过网络。比较经常看《财经》、南方报业，也经常去新华网、国研网这种官方新闻网站。现在上网，我对了解信息比对“看法”更感兴趣，比如我对这个季度小麦的收购价格比对连岳最近说什么了更感兴趣。当然不是我对连岳有什么意见，而是我已经不大需要别人告诉我怎么看一个问题了，我更关心的是问题本身。一个人有立场很容易，但为这个立场提供充分的论据不那么容易，去认真对待和自己立场不一致的信息就更不容易。我喜欢去做那些不那么容易的事情，我想我始终还是有一种继续成长的雄心。当然有时间也会去读别人的评论文章，尤其是经济类的，因为这方面我懂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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