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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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经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男主角应该20出头，英俊潇洒，在书中碰上一个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当然肯定也会碰上一个嫉妒他才华的小人，该小人势必要跟他争夺那位小姐，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男主角成为大亨，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5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15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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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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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提亚特觉得政府资助戏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法国经济学家1850年写道：不错，如果政府用6万法郎去资助戏剧，艺术消费者的偏好能得到满足，艺人的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看得见的收益；但是纳税人的口袋里被拿走了6万，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买别的来满足其它偏好，而且推动其他行业从业者收入的提高，这是看不见的损失。谁说看得见的收益一定大于看不见的损失呢？事实上社会比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何在，所以看得见的收益很可能小于看不见的损失。巴斯提亚特的这篇文章叫《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其实这只是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之一，他想说明的是：衡量一个经济行为的好坏时，不能只用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体的后果。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种种报道让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国企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说1998年国有资产年利润总额才213亿元，“现在一个月的利润有时都可以突破1000亿”；据说02到08年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据说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2％，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据说中移动已经成为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总之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耀我国威”；由国企工人下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减少；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在增加等等。

            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当然有。最明显的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据统计国企占有工业贷款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据学者统计，过去十年，民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项“看不见的”的损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资金和政策优势赢得市场，它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搞技术或管理创新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国际市场上却鲜有中国产品以“品牌”取胜。

            更有甚者，“看不见的”损失还会蔓延到制度和政治层面。04年的“国退民进”大讨论中，以郎咸平为首的一大批人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无，只要有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国企，也可以做好。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猫还是民营猫，只要有竞争，就可以变成好猫。但问题是，市场上充斥着又大又强的国企时，市场竞争可能是公平、充分的吗？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竟得以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国家的宏观紧缩政策似乎总是选择性地冲击民企；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个亿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而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个亿却只能倒闭；为冲销国企呆坏账，政府将成千上万亿纳税人的钱转入国企的腰包；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向了国企和各级政府，民企却很难分得一瓢羹……皇帝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抢一个状元，竞争如何公平？离开产权改革谈论市场竞争，就像脱离了体重级别谈论拳击比赛一样，逃避了问题的核心。既然竞争不公平，国企“转身”的成本可能就还包括公平、法治、制度透明……学者陈志武曾经指出，越穷的政府越可能走向宪政，因为它必须依赖于和社会力量的谈判来稳固地位，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政府却往往无须听命于民意的指挥棒。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很长链条才能展现。这是好事吗？我们知道，当一个肿瘤已经大到触手可及时，它已经暗暗长了很长时间，等你发现它时，往往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