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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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培站在大海边，远远一个背影。他刚读完凯撒的来信，信中的内容很不祥：凯撒拒绝了停战提议，一定要对落荒而逃的庞培穷追不舍，直到把他的人马赶尽杀绝为止。庞培握着手中的信笺，一时茫然无措，转过身，对跪在海滩上的信使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一定很高兴吧？你，一个奴隶，不需要意志，不需要做决定，象水中的一块浮木，该是多么惬意……

    《罗马帝国》是我出国十年来完整看下来的唯一一部外国电视连续剧。这个长达22集的电视剧看下来，仔细回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竟然是上面这个对剧情无足轻重的画面。一个世界上头号强国的国君，站在大海边，对着一个一无所有的奴隶，表达他的嫉妒。

    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曾深深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呢？那简直是世界上职业风险最高的工种，危险系数肯定高于矿工、赛车手或者拳击运动员。南梁皇帝萧衍被活活饿死，宗钦宗被马踩死，隋帝杨广被绞死，北魏帝元诩被亲生母亲毒死……可以说死法五花八门推陈出新。我想没学过统计知识可真是害死人，不然这些皇帝应该知道以下悲惨的数据：据说中国历史中生卒年月可考的皇帝平均年龄只有39岁，刨去新生儿死亡率不算的话，比普通人平均寿命要低18岁，而且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普通人。

    当然高风险也伴随着高收益。当了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饭桌上佳肴百味，但是说真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胃，他能吃掉多少东西呢？一个男人也只有一个性器官，他又能睡多少美女？同治皇帝勇于在床上挑战自我，结果死在了梅毒上，可见睡女人这事，也不是多多益善。至于美味佳肴，我们知道，吃多了鸡鸭鱼肉会血脂升高搞不好会还会弄出冠心病，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毅力去跑跑步机。

    在反思集权体制时，我们惯常的思路往往是它如何为害民众，却很少想到专制者本身往往也是受害者之一。在《罗马帝国》里，想独霸执政官权的庞培被前部下割下头颅，叛乱即位的凯撒被布鲁图斯杀死在元老院里，一心想成为第一夫人的阿提娅被所有的男人背叛，三巨头之一安东尼被被逼自杀，工于心计的埃及艳后成为屋大维的阶下囚……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像个爱恶作剧的孩子，而权力是伊甸园里的苹果，亚当和夏娃们不断地向它伸出手去，等他们几乎要够着它时，上帝突然把苹果给抽开去。于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被诱惑的人一个个栽下天堂去。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传说中的辩证法，简洁又生硬。

    据说著名贪官胡长清临刑前曾感慨，如果我们早点放开新闻监督，也许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当然不是所有贪官都象他这样倒霉，他们吃了无数鸡鸭鱼肉睡了无数女人还在吃鸡鸭鱼肉还在睡女人还将吃鸡鸭鱼肉还将睡女人，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算不是他们自己还，也将是他们的重子重孙还。崇祯在树上吊死时，也许至死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Well，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问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去。戈尔巴乔夫倒台时，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救国救民的一片苦心为何换来如此下场，对不起，老先生，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积重难返”。

    我常常觉得佛教有它的科学性，它讲因果，讲报应，讲积德与积怨。当然它没用科学的语言来讲，但道理却未必经不起检验。很难想象一个人终日鸡鸭鱼肉而能够做到血脂如常，或者睡女三千仍然健壮如牛。怀抱权力就象怀抱一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游戏中，总有一个最后接到炸弹的倒霉蛋。

    去年国内有本卖得挺火的官场小说《苍黄》。读了之后我简直对基层官员产生由衷同情。我想做官真累啊， 今天要组织截访，明天要组织删贴，后天要暗算某人，大后天要被某人暗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权力几乎就是个负担。我想我要是书中的县长局长主任什么的，肯定无比悲怆，不就是多吃几口肉多睡几个女人嘛，活得如此心力交瘁草木皆兵过街老鼠，这事到底划不划算。

    但我最感同情的还是清末的光绪。他甚至没有选择去追逐权力，而只是被权力选择。孤单的少年，坐在空旷皇宫的巨大座椅上，徒劳地守卫一个空心帝国。小小年纪要凌晨四点起床，要读枯燥的诗书，要严守礼仪，要忧国忧民……100多年后，他应该是大街上一个穿耐克鞋听ipod的孩子，但是他不幸生在了100年前的爱新觉罗家庭。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当年的庞培注视那个信使一样注视过宫中的太监，想：若我能像他一样成为水中的浮木，该是何等的惬意。我想世上大约没有谁比那些身处权力顶峰的人更懂得权力的悲剧，但这只能是他们无处言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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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不时有小朋友问我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正好《南方周末》约写一篇个人读书体验，算是一并作答。可算经验，也可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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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仍然记得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的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译本，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极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在那坐两个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Henry James到Octavia Paz，经常有读着读着就有把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上面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当下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其实肖邦也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周杰伦嘛。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Prezworski, Inglehart, 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印度简史》、《小议台湾土改》、《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栏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Matrix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象韦伯所说的那样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读很多更严谨、更扎实、更细化的经验研究作品，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东西呢？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自从我的阅读品味大幅度“堕落”之后，我发现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以前是我在使劲拉着一辆马车试图走出泥沼，而现在则是儿童辨识动植物的大自然之旅。如果我很关心“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可能会去读马克思、读卢梭、读施密特，现在我则会去读有关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政治竞选捐款的来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议题媒体曝光度和总统的态度韧性等等书、文章或甚至新闻报道。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它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那些虽宏大但浮空的判断要有力量的多。

    所以我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录让你枕着它睡大觉。振聋发聩的东西，我一向觉得可疑。

    所以我推荐的这几本书大多未必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名著，但多是经验研究，都在不同时期给过我重要的启迪。《Thought Reform and Psychology of Totalism》、《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分别是我觉得中英文世界最好的中国革命研究著作；《Polyarchy》《Populism against Liberalism》《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s and Democracy》是几本研究民主制度的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民主，而不是作为抽象理念的民主，对我影响都很大——对其中的观点，我不一定都同意，但是其中的思路，都让我很开眼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基本上是当作恐怖小说来读的，因为当真几乎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让我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豁然开朗之感；《牛鬼蛇神录》和《The Whisperers》分别是从个体的角度回忆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史，我相信如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代青少年都能读这两本书，人类的未来将会避免无数悲剧；《Why Globalization Works》《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分别是讨论当代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并且在各自领域——在我看来——最好的书，在一个“打倒新自由主义”已经称为中外知识界时尚的世界里，Martin Wolf基本上是在说：在喊“狼来了”之前，先看看那匹狼真的是狼吗？而黄亚生则是在说：在为中国模式倾倒之前，请让我们先透析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月亮和六便士》《Fountainhead》这两本是我喜爱的小说，其主题其实很像，小说里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都是：如果得到自我的代价是失去全世界，那么我不介意把指甲缝里的这个“全世界”给剔掉。

    正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因此需要补充的营养元素不同，我的推荐书目的阅读经验未必适合其他人。我想说的只是，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将你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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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涉书目：

    Robert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Psychology of Totalism， University of N. Carolina Press, 1989 edition (罗伯特·立夫顿 《思想改造和全权主义心理》，北卡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Robert Dahl, Polyarchy，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罗伯特·达尔 《多元政体》，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1)

    Bryan Caplan， 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幻象》，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7)

    William Riker， Populism against Liberalism，  Waveland Pr Inc, 1988 (威廉·莱克 《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威乌兰德出版社，1988)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罗纳德·英格里哈特，克里斯汀·威尔泽 《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

    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8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enguin, 2007 edition （奥兰多·费吉斯 《耳语者》，企鹅出版社 2007年版）

    Martin Wolf，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dition （马丁·沃尔夫 《为什么全球化是好事》，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Yasheng Hua，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黄亚生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8）

    William Maugham， Moon and the Sixpence， Vintage, 2008 edition （威廉·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温蒂奇出版社，2008年版）

    Ayn Rand， Fountainhead， Penguin, 2007 edition (安·兰德 《源泉》，企鹅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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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写了n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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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名叫张三。张三有段时间吃喝无度，加上市场上垃圾食品又多，吃完了蹭蹭蹭地发胖，胖到了体重血脂血糖都严重超标的程度。这时候医生说了，你再不减肥就危险了，而要减肥就得少吃饭多运动，这样吧，我给你开个食谱。张三把食谱拿过来一看，上面基本只有蔬菜粗粮和水果，其它的诸如肉类和细粮都给大大压缩，于是他气不打一处来，大骂医生：你这个坏蛋，你想把我给饿死是吧？！我以前每天吃一斤肉，现在每天只能吃一两，肯定会饿得头晕眼花，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看出这个张三的逻辑问题出在哪吗？ 他把医生的减肥食谱，而不是他自己以前的饮食无度，看作他挨饿痛苦的根源。

    前几天看到电视上希腊民众风起云涌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在债务危机的情形下削减开支，其中的极端分子甚至杀人放火，我不禁想起了上面这个情形里的张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式福利国家，与“美式自由主义”相对照，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更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美国的公共开支模式表明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但是欧洲福利模式，一般来说主张更大的公共部门和开支，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多的休假时间，更多的劳工保护法令和更高的税收等等。于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福利模式中，希腊的“地中海式田园生活”就不足为奇了：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他们的铁饭碗，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七个月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下班。对了，希腊的预算有一半用于支付公共部门雇员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共雇员占人口的比例是英国的五倍。

    这种田园式福利生活如此诗情画意，简直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但是，过于美好的事物总是令人生疑：如此惬意的生活，谁来买单呢？希腊政府和人民东张西望，想到了一个字：借。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借款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有一天世界人民惊闻希腊政府预算赤字高达GDP13.6%、政府总债务则占GDP115%。

    借钱迟早要还。随着几笔主要贷款的逐步到期，希腊人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赖账不还——但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以及投资者纷纷溃逃希腊，从而造成经济萧条，福利国家由此萎缩；要么就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盟的贷款，但条件是削减公共开支，福利国家由此萎缩。就是说，希腊人必须在“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之间做出选择。即，希腊人没有选择。

    且慢，希腊人还有选择。“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勒紧谁的裤腰带。金融危机和资本外逃伤害的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而削减开支伤害的首先是公共部门，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政策的受益或者受损对象比较集中，他们组织起来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是我们看到希腊街头风起云涌的抗议示威的原因。在政府表示愿意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接受欧盟－IMF贷款之后，示威者的抗议口号往往是：“凭什么让工人为银行家买单？！”但领取丰厚养老金、一年领14个月工资的好像不仅仅是银行家。虽然“工会”、“公共部门”这种词似乎总是和天然的正义感联系在一起，但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政治体系里，它们也仅仅是利益集团之一而已。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福利给砍去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为了集团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特权当作人权，好像也不用嗓门大得这么吓人。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问题只是欧美各国福利国家病的冰山一角。虽然希腊在债务问题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美国也紧跟其后。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左右，而人口的老龄化和福利的泛化则可能使这一债务进一步加剧。量入为出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将福利视为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体责任的文化已经使很多人失去了这种朴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胖子的问题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医生的减肥食谱。

    当然对欧美的债务病也不必过于担忧。民众并非铁板一块，更非蛮不讲理。英国大选中，三个主流政党都允诺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削减赤字。就是希腊，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另一边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民众认为IMF－欧盟的救助方案势在必行，而推动该方案的希腊总理支持率仍高达60%。美国前总统福特曾说过：“一个大到能给你一切的政府，势必也大到能拿走你的一切”，想必在假日海滩上晒久了太阳的欧洲人，也会逐渐琢磨出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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