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21世纪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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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年英国大选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三次电视辩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个候选人都展示出对自己的、对方的政策细节的深入了解，“摆事实，讲道理”，几乎没有任何人身攻击，或者假大空的口号，或者引用经典诗句来煽情，就是把彼此的每一项政策——比如，金融改革政策，移民政策，收入税政策——拆开、打散、揉碎，仔仔细细检视，我觉得这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我看第三场辩论之前刚好看了一个关于塞拉利昂的电影“血钻”，在那个电影里，塞拉利昂各个政治派系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支，谁野蛮谁得势，平民在枪林弹雨的夹缝中求生存，你把这一幕和竞选辩论的一幕结合起来看，就会意识到人类学会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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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次自由民主党领袖民意支持率飙升让很多人都觉得挺激动，甚至中国国内也在关注——在英国这种经典的两党轮流制国家，似乎终于有一股新的力量要出现了。可尽管人气急升，自民党看样子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好处，议席恐与以往持平，这除了是受制于选区划分因素和"简单多数票当选"制度，你觉得其中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自民党并不是“一股新的力量”，它从80年代以来一直是英国非常重要的第三党。如果把它的前身自由党历史算进去，它就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了。

自民党Nick Clegg支持率一度飙升，跟他的“反体制”姿态有关，这与民众对现有两党的不满相契合，加上Clegg形象年轻英俊，比较“抢镜头”。从最后的选举结果来看，自民党的投票支持率没有多少提高（比05年大选只提高了1%左右），议席则不升反降（降了5个），所以Clegg的风光有点昙花一现。的确，“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的确会造成对第三党的歧视（23%的投票支持率却导致8.8%的席位），但另一方面，Clegg热的迅速降温也说明选民的成熟：如果一次电视辩论就可以改变很多民众的政治立场，那这些民众也太轻浮善变了，这是选举还是追星？所以最后Clegg没有因为一两次电视表现而成为黑马，我觉得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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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到对政治冷漠，为什么在民主制度成熟、社会福利完备、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民众对于选举政治却普遍感到疲惫甚至厌倦？仅仅是因为社会太稳定、政治太稳定了，以至于很多选民觉得让谁上台都差不多吗?

发达欧洲国家里民众普遍厌倦、怀疑政治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政治体系的确出了问题，让民众愤怒。比如去年英国的议员报销案事件，虽然对于大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点“腐败”简直不是腐败，但是对于习惯于清廉政治的英国民众来说，他们非常愤怒；第二，政治文明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不需要”关心政治了——虽然各个政党表面上吵得热火朝天，但实际上它们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而且这种共性并不是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它恰恰是基于各个政党对主流民意的遵从——谁也不可能去挑战“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谁也不可能说“银行体系不需要改革”，谁也不可能说“穆斯林通通滚出英国”——一个叫“英国民族党”的小党这样说了，结果就是它不但一个议席都拿不到，而且它走到哪就被嘘到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冷漠可能恰恰是政治信任的一个表现，因为民众知道政治家们“胡来”的可能性很小；第三，社会的发展会促进公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由于这种批判精神，所以往往越是发达国家，民众越“满腹牢骚”——其实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往往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比真正的底层更“满腹牢骚”，道理是一样的：教育和财富培养个体的批判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政治的厌倦和怀疑不一定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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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个政党候选人对我说，他很不满英国“政治高度媒体化、媒体高度政治化”的现状。的确，以这次选举来看，英国媒体前所未有地高度参与，特别是有影响力的纸媒，纷纷亮明自己支持的政党并公开鼓动读者支持，而且大多数站队到保守党一边，媒体的角色更多是在反映民意呢还是在引导民意？你怎么看媒体和政治之间所应该保持的合适关系？

我觉得这位候选人的批判有点奇怪。媒体不参与议政那它天天干什么？报道贝克汉姆又在哪里买了房子、温丝莱特在奥斯卡上穿了什么才是媒体的“正业”？媒体的职责就是把大选中最重大的议题从各个角度呈现出去，当然前提是媒体的多元性——比如《卫报》支持自民党，《泰晤士报》支持保守党。媒体今年支持保守党的多一些，但这是因为工党过去5年政绩不佳，以往媒体支持工党的还是很多的。媒体当然可以引导民意，只要它以有理有据的方式来表述。在我看到的英国媒体“表态”文章里，都绝不是什么“鼓动”民意，而是有详尽的论述论证来支持其“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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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如何评价网络社交媒体对民主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的影响？

这个问题不是特别清楚。网络使政治动员变得便捷很多，似乎也仅此而已。另外，网络社交部落的主要群体是年轻人，而年轻人普遍倾向于“自由左翼”的政治立场，可能网络的普及对于“自由左翼”的政党（比如自民党）有点帮助，但这只是一个猜测。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只有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里，网络的政治意义才会格外重大。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里，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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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电视直播辩论让政治变得“肤浅化”吗？

怎么会。电视直播辩论给民众一个机会聆听不同政党的政纲，这是好事。有很多选民可能从来只看电视不读报纸、更不会去读政府报告什么的，那么电视辩论给了这些选民一个较深入了解政治议题、各党政策的机会，这怎么会让政治变得“肤浅化”呢？难道“深刻的”政治就是候选人躲在窗帘后面窃窃私语？你可以说电视直播给了候选人“忽悠”的机会，但别忘了，每个候选人的“忽悠”都会很快被旁边另外两个候选人无情揭穿，正是在不同候选人的“忽悠”与“反忽悠”交战中，民众得以了解各个政党每项政策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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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英国，据说有一半的选区自1970年代至今从未改变过获胜党派，而全英国650个选区中，只有150个是属于摇摆选区，其它都被视为某个党派的“安全席位”，这种情况很有趣。你怎么看英国政治的超稳定结构？英国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是否已经过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英国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出现深刻变革的可能性如何？

这种选举的“超稳定结构”应该是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共有的现象，而不是英国特色。美国的“摇摆州”也向来就是那么几个。只要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没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地区选民的政治倾向都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比如，一个工业区，只要它不变成金融区，那它的利益所在显然是给工党而不是保守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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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如何看简单多数票当选制与比例代表制的各自优劣？

所谓“简单多数票当选”就是“赢者通吃”，好处是容易产生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执政党，而一个执政党具有绝对优势，有两个好处：1. 议会和内阁相对稳定，提高决策效率；2.明确责任归属——一个政策成功或失败，责任在谁显而易见，很难在不同党派间相互推诿。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它不利于小党存活，如果一个小党在全民中有10%的支持率，但反映到议会中，也许只有2%的席位。这也是英国自民党的处境：23%的民众投票，但只有8.8%的席位。这是因为虽然小党可能绝对支持者不少，但是如果它们均匀分布在不同选区，那么在每一个选区中它们都是少数，在“赢者通吃”选举制度中肯定吃亏。如果是在一个族群、阶级矛盾尖锐的地方，它不但不公平，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激化矛盾。那么比例代表制的优劣则刚好相反：更公平，但是可能效率低下，责任模糊。

英国选举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90年代末苏格兰设立独立议会时，就决定采用比例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族群矛盾的一个方式。这次选举因为工党和保守党都没拿到绝对多数议席，所以都需要讨好自民党联合组阁，这正是自民党作为一个相对小党推动选举制度改革的时机：要约我共舞是吗？可以，但我的价码是“选举制度改革”。目前两大政党都在这方面松了口，但最后要实现改革，还有很多障碍和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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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身后的利益集团、三党的支持者群体及社会基础、政治献金来源近年来是否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

各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应该没有太大变动，你刚才的提问也说到了选举的“超稳定结构”：工业区（或前工业区）、依赖福利保障的人更支持工党；经济中上层、保守主义者（包括抵制移民潮的很多底层民众）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自由左翼和更具国际视野的人，倾向于支持自民党。

政治献金情况的变化是：传统来说，党员会费是政治最重要的收入，现在随着选举变贵，政党慢慢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捐款甚至贷款。英国和美国的竞选花费的规范不同：美国是限制每个捐款者的捐款数额（比如每个人在每次选举中给每个候选人只能最多捐2000美元），但不限制每个候选人的花费总额；英国是限制候选人的花销总额（比如政党对一个议会席位的竞选花销不得超过3万英镑），但不限制捐款人的捐款数额。各有利弊吧。但是总的来说，英国的竞选还是非常“便宜”的。比如05年竞选，各个政党总共花销不超过4200万英镑——要知道这是几十个政党、600多个议席竞选的全部花销，这和美国一个总统选举就能花上17亿美元的开支额（08年选举）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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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7年开始，整个欧洲政坛普遍右转，偏保守政党纷纷上台，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右转”很普遍吗？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有点转，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吧。德国是联合政府；西班牙是社会主义党执政；希腊说要削减公共开支，你看看民众的激烈反应；英国虽然是保守党赢得最多选票，但是别忘了工党和自民党的选票如果加起来要远远超过保守党，而工党和自民党都是左翼的。更重要的是，如前面说到的，欧洲的，至少是西欧的政党，左派还是右派共性远远大于差异，真正极端的右翼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英国民族党”（一个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政党）不但一个议席都得不到，而且经常受到媒体和民众的“群殴”。所以我觉得欧洲政治的温和右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和政府高赤字导致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不满，另一方面是大量移民潮引起欧洲人在经济上和文化认同上的焦虑感。我觉得这属于正常的温和的政治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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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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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正是英帝国如日中天之时。2月28号，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门前有一场示威，几千人包围了殖民政府，激愤地抗议：“那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他们可能对异族作出公正的判决吗？绝不可能！这些人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渴望权力……”

    不，这不是印度人在抗议英国殖民者，而是英国人在抗议本国总督。此前，新上任的英国总督Ripon决定进行一项改革，允许印度人在审判英国人的法庭中担任法官。对于习惯了种族特权的英国人来说，让印度人审判英国人，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了这场“白人的叛乱”。

    这是Niall Ferguson的《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片段。

    Ferguson写的英帝国史是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在当代语言体系中，有些词汇会引起我们本能式的反感，比如种族隔离、纳粹、殖民主义。而Ferguson的《帝国》，则大约会使读者再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这个词时，激愤的程度略有降温。说他试图捍卫殖民主义当然不公平——这本书完全没有讳言英国1870年代对印度饥荒的漠然、1865年在牙买加Morant Bay对民众的镇压、1898年在苏丹Omdurman的残酷杀戮、1899年波尔战争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但是他试图引领读者去思考那个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英帝国不同于其它帝国的特点在于，每当英国人对他国实施暴行时，英国内部总有激烈的批评声响起。这是Ferguson对英帝国特点的总结。就是说，在英帝国的拓展中，英国商人获得了强加贸易给落后国家的“自由”，英国军队获得了暴力镇压土著的“自由”，但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因此剥夺民众批评这种“自由”的自由。在英帝国这个猛虎向世界扑去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试图杀死在自己耳旁嗡嗡作响的“苍蝇”，直到猛虎蜕变成了家猫，而苍蝇在嗡嗡声中变成了老鹰。

    1780年代英国刚接管孟加拉地区，一场饥荒夺去了5百万人的生命。1788年英国总督Hasting受到审判就与此有关。写下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感言》的英国政治家伯克在审判中大声疾呼：“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因为他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废墟。”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更是“英奸”倍出：著名“叛徒”潘恩就不用说了，辉哥党领袖Charles Fox 为表达对美军的同情，身着华盛顿爱国军的褐色和蓝色出现在议会里。另一个罔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家Guy Carlton则说：“实在不能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兄弟的话，认我们作表兄弟其实也行”。

    1787年，商人Wedgwood开始批量制作一种徽章，白底上一个黑人，底下一行字：“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吗？”此时英国介入黑奴贩卖已一个世纪，但到18世纪末良知的声音已风起云涌，光曼彻斯特就有11000个人签署了废奴请愿书。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英国成了欧美第一个废除贩奴（1807年）和奴隶制本身（1833年）的国家。如果美国当年不闹独立，美国南部的黑奴其实可能早解放几十年，还省去一个南北战争。不仅如此，英国此后还派海军在非洲海岸巡逻，阻止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贩奴船只。

    1899-1902年的波尔战争则永远改变了英国政治。为报复顽抗英国的南非波尔人，英军不但对其烧杀劫掠，而且使用了残酷的集中营制度，近2.8万个波尔人在集中营中死去。得知此事后，Hobhouse成立了“南非妇女儿童救济基金”，并迫使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刹住了集中营的惨状，而且在英国内部掀起了“反帝”的左翼政治浪潮，1906年自由党就是通过反帝纲领取得了对保守党的压倒性胜利。

     可以说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它挥舞着拳头打天下，但是在帝国的腹地却宽容对政府的自由批评。然而，言论自由是其它一切自由之母，当一个帝国欲称霸世界却无法割舍言论自由时，它实际就已经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英帝国的衰落也许有一百个原因，但是暴力和宽容、强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肯定是这一百个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矛盾使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帝国：你不可能一边宣扬天赋人权，一边心安理得地铐住黑人送到加勒比海的甘蔗地。我们知道，自由的性质类似于火苗，借助一点点风力，它就可能无边蔓延。从斯密到伯克，从Wedgwood到Hoshouse，这些煽风点火者的努力，让英帝国的一点点自由蔓延成了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及至势不可挡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英帝国是被打垮的，不如说是自我解构的。与罗马、蒙古、德意志、日本等帝国的“斩钉截铁”相比，英帝国从来就具有一种犹疑和散漫的气质——即使在英帝国顶峰期间，其国防开支也只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低于大多数普通共和国，更别说帝国。历史学家John Seeley曾这样描述英帝国的兴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英帝国是不是“一不留神”就兴起了当然可以争论，但它肯定不是“一不留神”衰落的，当一个政权的话语构成对其行为的嘲讽，其权力的衰竭就隐藏在逻辑的断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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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这是一部关于主体思想的感人小说，唯一的美中不足是缺少插图。如果配上下面这张插图，就更能凸显中国模式不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上做出伟大的新贡献，而且在死亡问题上也不断冲破思想的枷锁，本着“责任本位”的意识锐意创新，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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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看守所离奇死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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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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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初，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又一次走上了街头，振臂高呼要求当权者下台。5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前总统阿卡耶夫赶下台的，并迎来了新总统巴基耶夫。5年后的今天，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把巴基耶夫给赶下台去。

    5年前的那场运动，史称“郁金香革命”。今天，当媒体上开始用“第二次郁金香革命”这个字眼来形容当下吉尔吉斯的街头政治时，我，终于“审革命疲劳”了。

    此前我们已经听说太多的“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缅甸的袈裟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当初它们发生时，曾经令当地民众——也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欢欣鼓舞，因为这些“颜色革命”被看作这些国家向民主化飞跃的进步。几年过去，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今年2月以低于5%的支持率灰溜溜地被选下台去、当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领袖萨卡什维利在一次次的民众抗议中难以喘息、当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胜利者巴基耶夫被反对派民众追逃得下落不明，“颜色革命”这个词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事实上，各大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判断：颜色革命失败了。无论郁金香色还是玫瑰色，如今都变成了灰色。

    也许比颜色革命是否失败了这个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些国家，真的发生过所谓的“革命”吗？革命，顾名思义，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2003年以来的政治却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拿吉尔吉斯来说，虽然操控选举、纵容腐败的阿卡耶夫被赶跑了，但事实证明，后来者巴基耶夫比阿卡耶夫还要阿卡耶夫：09年的选举他照样操控选举、他的亲朋好友 被封官加爵、05年以来吉尔吉斯已有4个政治家被暗杀，国际透明度组织的腐败排名上，吉尔吉斯的腐败指数从04年2.2退步到了09年1.9。乌克兰的情况稍好，它至少保存了“公正选举”这个橙色革命遗产——今年2月的乌克兰选举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公正选举，但是橙色队伍内部的分裂延误了改革时机，乌克兰的政治腐败、钱权交易并未根本改善。

    Freedom House的民主指数则对颜色“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作出了最直接的说明：从03到07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的民主指数分别从4.83、4.71、5.67变成了4.68、4.25、5.68。也就是说，革了半天命，香槟也开了，喉咙也喊哑了，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有变化才怪。

    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场大选中，现任执政者选举舞弊，反对派动员民众抗议示威，最后推翻选举结果，把执政者赶下台去。可以看出，这种革命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正是因此，学者麦克弗尔称之为“选举革命”。“选举革命”之所以无力一夜之间扭转政治乾坤，是因为选举只是民主制度这个庞大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即使能够扫除选举舞弊，也只是为民主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必要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何况很多选举革命甚至不能扫除选举舞弊本身。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痴迷虽然必要的，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今年的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对于这种看法，我想说的是，认为一张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翘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也许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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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

    顺便：一个小朋友委托我宣传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西南旱灾募捐救助”计划：

    请大家自行判断其真实可信性，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是一群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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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剑桥的家里，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X月X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XX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10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10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增强。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而且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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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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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18岁的少年，“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一心想航海探险。爸爸说：你知道吗？其实最幸福的生活就是中不溜秋的生活，底层日子苦，上层压力大，中不溜秋最幸福最安全，这个道理，你以后会明白的。少年不听，非要出海，一场航海事故之后，一个人漂到了一座孤岛，一搁浅就是28年。

    《鲁宾逊漂流记》是我记忆中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小时候看得那叫一个入迷：一个人！孤岛！历险记！那天和一个朋友无意间聊起这本小说，突然想，咦，为什么不再读一遍呢？时过境迁，也许能读出一点新意？

    果然，现在再读，觉得这岂止是一个历险故事，同时还是一本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笔记。鲁宾逊出事那次出海是1659年，他离开那个加勒比海孤岛的时间是1687年，恰好是大英帝国开始冉冉升起，但还没有完全从西班牙、荷兰、法国等角逐者中脱颖而出的时期。

    英国是如何从众殖民主义国家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的？这是另一本书《帝国》（Naill Ferguson）试图回答的问题。“说到底，那只是西北欧的一个偏僻小岛而已。”他的分析：英国人是比西班牙人更好的海盗；通过光荣革命搞定了荷兰——荷兰威廉亲王和英国女王玛丽1689年共同执掌英国，在他看来是一场英国和荷兰的资产重组；通过7年战争挤掉了法国——为什么能打败法国呢？因为英国比法国更早使用了现代金融制度，借钱打仗，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些都只是宏观分析，那么鲁宾逊，在荒岛上拓荒、种地、驯化野生动物、自制生产工具的鲁宾逊，与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

    马克斯·韦伯比Naill Ferguson更直接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为已经被马克思搞得臭大街的“资本主义”四个字正名。在他看来，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不是——至少不仅仅是——贪婪、欺诈、剥削，而是吃苦耐劳、锐意进取、勤奋克己的精神，而这些品质，在韦伯看来，根植于新教伦理。

    鲁宾逊就不断让我想起韦伯笔下的那个“资本主义新人”。在当代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中，殖民主义者的形象往往邪恶无比，早期殖民者开拓性的一面却往往被人忘记，但在17、18世纪，交通通讯、医疗、生产手段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去荒蛮落后的加拿大、加勒比海、非洲谋生的，往往是一批最勤劳勇敢的人。鲁宾逊则是这批人中的典型，他刚流落到孤岛时一穷二白，随时可能饿死或病死，28年后，愣是靠着自己的双手，他盖了两座“房子”、造了两条船、圈养了一批山羊、种植了玉米地、还拥有了自己的葡萄园，其间的艰辛苦难可想而知。如果说一开始读者对鲁宾逊的厄运不免同情，到书的后半部，同情已慢慢变成敬意——确切地说，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敬意，而且是对人类这个物种的敬意。

    有意思的是，鲁宾逊的“心路历程”也与韦伯笔下的资本主义新人契合。 在流落孤岛之前，他精神上是个浪荡子，但在一场几乎让他送命的高烧之中，他突然看到了上帝：“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呢？我何以回报他的用意？”在孤岛上待得越久，他的信仰就越虔诚，到最后信仰成了他生存的最强大动力。就这样，遭遇变成了召唤，被遗弃变成了被拯救，上帝给他关上一扇门，但也打开另一扇门。28年里，他在孤岛上创造的不仅是房子农田畜牧，而且是一座朝圣的庙宇。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在新教国家兴起，而不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或者东方国家，本质上因为新教伦理最早实现了“义与利”在话语体系上的统一：“传统主义”耻于言利，而只谋求暴利者热爱的是财富而不是创造本身，是新教伦理将勤勉奋进和创造财富结合到了一起，让“克己复利”成为通向天堂的一条道路。鲁宾逊在孤岛上待到第23年时，仍然没有任何可能离开的迹象，但那时他已经“完全不介意在岛上度过余生”，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凭辛勤劳作开拓了一个荒岛，他觉得自己没有辜负上帝的美意，可以吹着口哨悠哉游哉地去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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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未阉割版

（顺便：上次登的《美丽新世界》书评“你还要些什么”，由于涉及杂志首发权问题，暂时隐蔽，过一段会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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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中国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很多集权政府的治国之道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很多集权政府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丑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集权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和。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嫉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甚至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的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皇权统治。

    朱元璋肯定不是这种治理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使用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期间，如何动员亿万群众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权力和道德的“打包”上市。要让民众接受“错抄一句语录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听外国广播就要挨批斗”的制度安排，当然很难，但是假如接受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斗那些以前颐指气使的、享受特权的“修正主义走资派”，“出一口恶气”，也许这个交易还算划算？所以革命的历程似乎就成了民众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张子善刘青山、打倒官僚主义的道德欢呼声中逐渐拱手交出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历程。

    权力和道德捆绑也不是中国特产。比如今天的伊朗，女人穿衣服不能有伤风化，同性恋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绞死，好莱坞电影一概取缔——谁让它充满了色情和暴力？这种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中深得人心，而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刚好构成伊朗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基础。

    道德和权力的这种结盟不足为奇。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王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有权阶层的整风、反低俗、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看看这是不是一只特洛伊木马，肚子里有没有藏着什么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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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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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说《49 Up》。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充分说明了现实比任何虚构作品都要更残酷。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Michael 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Nick，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John……那一年，他们只有7岁。

     此后，每隔7年，Apted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跟踪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到2005年第七次跟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下一次追拍节目将在2012年播出，届时他们将56岁。

     Apted最早决定拍这个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象Andrew、John这样的富人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象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生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个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的用语——生命的荒诞。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圣诞树下的那个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慢慢地，片中的男人开始挨个秃头，女人开始比赛发胖，关键是，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莽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ick到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难以自控地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出生的John，大约是这批人里最早慧的。早在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40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无家可归的Nick，和爱上园艺的John，一样让人心酸呢。

     以前我写过一个网络小说《烟花》，讲的是一个“反高潮”的故事：从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貌似会和某男配角发生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但是直到故事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49 Up》则是一个反高潮的纪录片，并以其反高潮的故事走向暴露着生活的本质。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会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nobody。 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象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滋味。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嚼着嚼着都一样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John，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Nick在42岁之后竟然成功跻身地方政治，变得更积极。 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其它鱼虾贝壳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心灵成长，祈祷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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