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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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 《孔雀》，就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野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游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坚定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Heneke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以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 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 他眼睛一亮，展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爱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笨拙有了一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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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直就喜欢google。我的中文输入系统，google拼音；IE主页，google news；查地图，google map；编辑照片，google pisca……Google的特点是简洁，有趣。如果google是一个人的话，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阳光男孩”：个子高，爱笑，穿球鞋，爱打篮球。

    然后就发生了摊牌这事，这简直就像发现你暗恋的运动健将竟然还暗暗写诗。

    可爱就是这样变成性感的。

2.

    炒作！炒作！他们说。

    我发现，矮个子看到高个特别爱喊：高跟鞋！高跟鞋！

    丑女看到美女都爱猜：整容了！整容了！

3.

    在中国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他们又说。

    不知道贵国法律的面料是皮筋吗？马兰花开二十一，二十五六，二十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太复杂了，人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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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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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要我看，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就可以概括：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美国政治学家Page和Shapiro花了一整本书（《The Rational Public》）来阐述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选民作为个体往往很无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参议员的任期多长、不知道联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个党在把持议院——但作为一个集体，当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时，往往能做出相当合理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合成的奇迹”。“三个臭皮匠”知识结构上可能互补、错误可能相互抵消，当三个臭皮匠变成三万个、三亿个时，这种知识互补、错误抵消的概率就变得相当大——这两位学者通过分析美国50年以来的公共政策试图论证这一点。

    且慢。要实现“合成的奇迹”，一个前提是：“三个臭皮匠”在知识、价值上的多样性。如果由于压力或者“宣传”，这“三个臭皮匠”想法雷同，那么三个臭皮匠本质上就还是一个臭皮匠。一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把这个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那就是：民主的质量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哺育多样性。

    最近美国的医疗改革辩论似乎就是对这种爆炸式多样性的一个演示。12月24日，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民主党主导的医疗改革方案，在这之前，美国上上下下，从议院到媒体，从学界到普通人，已经为此“史诗般地”辩论了一年——确切地说，几十年——奥巴马任期的这轮医疗辩论，只是美国战后经久不息的医疗辩论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医疗改革引起的广泛辩论，本质上是一场价值的冲突：冲突一方是民主党，他们力主政府财政应该覆盖那些买不起保险的人（大约5千万人），也就是促进更平等的医疗制度；另一方是共和党，他们担忧医疗扩张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税收提高和经济活力受创。

    在这个价值的连续谱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最左翼的声音要求实现医保彻底国有化；温和左翼并不要求取消私人保险市场，但要求补贴穷人医保、加强对保险公司管制并强制有经济能力的人入保；中间派指出平等和效率之间有一个互换性，价值取向难分对错；温和右翼指出这个改革的税收和财政成本将很高，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可能进一步弱化中下层的工作积极性；最右翼则指责强制入保、加强管制破坏了市场自由原则，甚至构成了违宪。

    这种意见多样性在不同媒体的评论文章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可以说是对垒双方的经典代表。作为民主党的啦啦队长，《纽约时报》登的都是这样的文章：“一个非常值得通过的法案”、“令人欣慰的新闻”、“不要杀死这个法案”、“保险金方面的好消息”……而在《华尔街日报》上，则充满了“没人相信的变化”、“参议院议案的真实成本”、“一天一个新税”、“通胀税的出现”这种冷嘲热讽的文章。媒体观点的多元化，也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民意的多元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中，48%的人支持改革（其中30%强烈支持），49%的反对改革（39%强烈反对）。

    由于民主党的议院多数党地位，最后议案通过。虽然对这个结果很多美国人都有不满的理由：左翼嫌它还不够左，右翼自然嫌它太左，但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局外人，我更关心的却不是这场辩论的结果而是它的程序：多元的观点带来充分的政策辩论，而充分的辩论不但给民众一个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个法案的机会，也督促辩论两党给其主张提供坚实的论据基础，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民主党虽然把更多的穷人纳入了医保，但某些激进议员的国有化方案也没有得逞；该方案虽然很可能会引起医疗开支的增加，但民主党并不敢公然用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税的方式来筹资……我不知道这种温和妥协是否就是Page和Shapiro所说的“合成的奇迹”，但是我想，一个只有《纽约时报》或者只有《华尔街日报》的世界是可疑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要顶上一个“诸葛亮”，只有一个“臭皮匠”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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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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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德胡卡，一个印度学者，有一次坐飞机时受了刺激。那天上飞机前他刚看了美国的大选辩论，发现其辩论总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但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印度一个州级选举辩论则刚好相反，其辩论完全空洞无物，既不谈论政策也不谈论绩效，就是口号和人身攻击而已。对比如此鲜明，令其深受震动，下了飞机之后，他创办了“国会研究服务”，一个旨在为印度政治家提供政策信息的思想库。

    麦德胡卡的观察可以说指出了成熟的民主制和不成熟民主制之间的一个核心不同，那就是政治辩论的技术含量。好的政治辩论应当集中于具体政策，而不是煽情或人身攻击。但是纵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辩论内容往往是“你是某某阶级代言人”、“你是某某国家的走狗”、“你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口号式话语，或甚至干脆直接在议会揪头发、扔鞋子。

    我最近观察英国的媒体时，也受了一个类似的刺激。这个刺激的来源是英国财长Darling12月9号在议会作的“预算前报告”。“预算前报告”是英国政府每年两次的财政报告之一：一次在4月，一次在12月左右。由于明年5月英国大选在即，这次报告格外受人关注，因为它对选票流向可能影响巨大。

    令我受刺激的，首先是这个报告内容的清晰具体：它不仅把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方案将会如何影不同阶层、行业的普通人生活交待出来。问题：政府总债务过大（占GDP56%）。解决办法：第一，50亿的开支削减，但教育经费仍会增长0.7%；第二，冻结公共员工资和养老金两年；第三，提高全民保险征收比例0.5%（只针对收入2万英镑以上者）；第四，对今年银行业奖金一次性缴收50%税收，由此筹得5亿英镑……整个报告听下来，就像是一个工程师在谈论一个汽车故障一样高度技术化。从哪开源，从哪节流，开多少，节多少，一清二楚。事实上财政部专门就该报告作了一个网站，详尽阐述报告的细节，并设有“预算将如何影响你”、“预算将如何影响你所在地区”的栏目，甚至还设了“财政部twitter”，及时解答民众的问题。

    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也就是说，对具体清晰的逃避也就是对批评的封闭。这一点大约不仅仅适合学生论文，也适用于政府财政报告。虽然现在各国都在提倡政府“信息公开”，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把政策“一锅粥”地端出来，既不归纳问题或阐述方案，也不解释这些政策具体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公众面对它，就像一个老师面对一篇不知所云的论文，很可能还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对它的讨论。

    这个报告事后激起的广泛讨论同样令我震动。报告出炉当天开始，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blog都开始了对它进行爆炸式讨论。随便打开一张报纸，都是“债务灾难的真实成本”、“毫无目的的民粹主义”、“商界‘陪审团’的看法”、“一块忽视债务问题的政治糕点”……等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把这个报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视了无数遍。有的批评政府拿银行家开刀是作政治秀，有的说报告对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是杯水车薪，当然也有的说在解决债务和保护福利之间走钢丝，这个报告实属不易……批评虽然众多，但绝大多数批评都是就事论事、充分论证的“技术型”批评，打着算盘在跟报告一笔一笔“对账”。即使是网民，也几乎看不到那种“布朗政府这个吸血虫”、“Darling滚下台去吧”这种只有情绪没有论证的评论。

    拿《金融时报》上一篇叫做“报告是财政糖浆还是错药”的整版文章来说，它把讨论分成8个小问题：1.公共财政局面到底有多糟？2.政府的药方是什么？3.这些药方与4月份财政报告有何不同？4.谁是最大的买单者？……分门别类来介绍和评论，并配备了很多图表、历史数据，完全可以说是一篇浓缩版的学术论文。

    固然，技术化讨论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做出论证，而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攻击对方的“动机”和“人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样“学术化”的政治讨论，相比喊口号和挖动机，相比议会里的揪头发扔鞋子，往往显得枯燥无味，没有娱乐性，但正如偷懒不可能获得科学或者商业上的成就，良好政治也没有捷径。它也许需要“热泪盈眶”或者“热血沸腾”，但它更需要每一个人，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公民，从老老实实做政策知识上的功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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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的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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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您最初的博客都是一些对于生活的点滴记录，包括您写论文、找工作、搬家等等，当初写博的初衷是什么？情感的抒发、表达观点？

 

我思维比较活跃，脑子里稀奇古怪的想法多，生活中常常无人分享，写博客成了一种很方便的表达方式，让自言自语显得不那么尴尬。

 

2、在写了3年多博客以后，对博客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博客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应该是4年多吧。博客的好处和坏处都在于它的“快餐”性质。这种文体鼓励交流的即时性，语言有趣，和读者互动，情绪的传染，但所有这些优点都有硬币的另一面，它不大可能造就有深度的思考、讲事实讲论据的系统性、不鼓励独立的冷静的想法。

 

在我非常勤于写博客的那段时间，博客对我生活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脑子里有博客这件事，基本上相当于手上有一个照相机，你对周遭事物以及对自己会更留心。

从实际的角度讲，博客帮助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找到了一批读者，传播了一些想法，耽误了巨额时间……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3、看到您博客中有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定要写博客，生命、体验、感受不过是一些纸屑，而时间是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的飓风。好在有文字，算是图钉，稍稍地把那些纸屑给固定住。”这也是您写博的一个原因吗？

 

呵呵，那篇博客是较早期的，大意是我记忆力不好，写博客帮助记住一些事情。记忆力不好，的确是我习惯于书写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后果之一。

 

4、你把自己嫣部落的博客命名为情书，是因为“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给时间的情书”吗？另外，从这句话能感觉出您很喜欢写作。我看到，您不仅写博客，还给南方报系的很多媒体写专栏，而且，您还出了几本书，感觉您很喜欢写作。写作对您来说，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写作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写东西是一种很“慢”的行为，一个念头在你脑子里闪过，可能只需要一秒钟，但是要把它完整地表达出来，可能需要十分钟。选择这种缓慢的行为，是选择用一种咀嚼、回味的方式而不是囫囵吞枣的方式对待生活，是对生活的一种敬意。

 

5、有人说，博客的生命力即将耗尽，您怎么看？你写微博客了吗？您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您平时也看别人的博客吗？什么类型的博客吸引您的眼球？

 

我觉得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博客已经成了一种“媒体”，只要这个媒体还能提供很多传统媒体不能提供的信息，它的生命力就还在。另外人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芙蓉姐姐，只要一部分人的裸奔欲和另一部分人的窥视欲还一息尚存，博客就还有生存空间。

 

我不写微博，没有时间，而且很奇怪并羡慕那些有时间天天微博的人。

 

以前经常看博客，现在看得少。主要看的要么是闺蜜们的博客以保持联系，要么就是看一些专业性强的博客，比如经济博客。最近开始染上了追看某些微博的习惯，主要是中妙语连珠多。

 

6、你怕网友的批评吗？对于批评你一般如何回应呢？

 

早期经常和网友辩论，现在懒了，几乎不回应，后来干脆关了博客评论。

 

7、您的博客文章写了很多，自己也出了几本书，想过把博客文章也出本书吗？

 

我马上要出的这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其中有大量的内容源于博客。

 

8、另外，我们关注到，除了嫣部落的博客，您其他网站的博客更新的不如以前快了，是写博客写烦了，还是其它原因？

 

对，写烦了。觉得在一定的深度之内，能够表达的已经被表达过了，再说下去就是重复了；在那个深度之外，博客这种体裁无法容纳。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思想，也适用于情绪、情感。

 

另外的原因就是，随着博客读者数量增多，以及身份变成老师（画外音：“为人师表……”），越来越不愿意在公开博客上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了。其实我还有一个频繁更新的私博，记些生活琐事，但只是跟几个好友分享。

 

顺便说一句，公开博客里现在我自己操作的就是我的独立博客，其他网站上的，都是镜像，更新速度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9、如果硬要给您的博客定义一个风格，您觉得是什么风格的？

 

混搭？呵呵。

 

关于文字

 

10、        看了您几篇文章，《兔子急了》《谢谢收看》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在你的笔下却是那么的生动，有现场感。而您还有很多关于政治和民主的文章，从感性到理性，游刃有余，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你的作品很多元，这跟你的性格有关吗？如何做到在几个风格中游刃有余的？

 

理性的是思维，感性的语言，两者应该不矛盾。

 

11、        看了您的很多政治博文，只是看文字，很难看出这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您的内心里是不是有着“男性”的某种东西？

 

如果你说的“男性”是指思辨倾向的话，那么每个女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男人，区别只在于你是否向他敞开。

 

12、        一个时尚漂亮、外表柔美的女性，人们很难将她与政治挂钩，可是您曾经说您喜欢政治，而且也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政治文章，您是从什么开始喜欢政治的？政治中有什么吸引你去研究的东西？

 

我一直是学政治学的，但真正对政治——而不是关于政治的书、关于政治的文章——感兴趣，是24、5岁之后的事。对政治的关注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吧，一个是我自认为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而政治本质上是一门关于正义的学问；另一个原因是纯知识上的兴趣，觉得政治如此复杂，而复杂的东西激发你的解释欲和探究之心。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You can’t be an economist if you’re not playful。一切学问，包括政治学，都是如此。现在常有学生给我发信，说我想学政治学，因为我想“改造中国”，我说不要，你要因为一件事情有趣而去做它，而不是为了拯救世界——你不可能拯救世界的，世界哪有那么容易被拯救，世界就是被你们这些想拯救它的人给拯救坏了的。

 

13、        看了您《让政治变得家常》等一些文章，您似乎从来不直接说国内某些方面做的不好，而是用国外的实例来突显国内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似乎是你行文的一种方式。这是不是您的海外经历所赋予您的新视角？您什么时候开始转型做政论文章的？是因为在国外看到了一些新的民主政治的经验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通过谈论国外谈论中国，是一种策略。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是个对“比较”很感兴趣的人，觉得大多数好的社科问题都是源自于比较的视角——把你当下的经验世界陌生化，把它作为各种可能性之一来看待，它的奇特之处才会凸显。俾斯麦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这简直我最喜爱的对政治的定义。

 

不存在“转型”做政论文章，我一直是双管齐下的。我最早开始上网（99年左右）就是从时政论坛灌水开始的。

 

14、        有几个问题挺想知道，在您《让我想想》的博文里，您为是否回国发愁，后来的一些博文涉及到了找工作，后来是一个什么机缘，来到剑桥的？您学了美国的政治，又看了西方的政治，内心中还有这中国政治多年的影响，这三种政治在你的脑海中会不会时常的掐架、碰撞？这是否是你用小事例来反观国内政治现状的一个原因？

 

来剑桥就是看到招聘广告，然后就来应聘了。

 

至于不同地方的政治是否造成观念上的冲撞，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你眼中的世界就是一个有序的世界，每一个经验事件在你的认知体系中都有它的门牌号。

 

15、        您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博士，哈弗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这一路走来，是自己内心当中不断提醒自己进步的声音的督促，还是其它因素。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和当下的一些大学生可以分享的成功经验？

 

我学途上一直非常顺利，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我是个很要强的人，一旦做一件事，就会非常认真地去做，大概是传说中的完美主义者。比如我以前勤于写博客的时候，写博的态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后来接手几个专栏，写专栏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其实我教课、写论文，也是非常认真的——尤其当我做的事情需要别人来承担后果时，我会非常认真。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愿意分享，就是精神上的独立和知识上的谦卑感吧。第一，在接受每一个观点、观念之前问个为什么，不要因为你身边1000个人都说那是对的你就说那是对的；第二，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自己的无知无知。在表达每一个观点、观念之前问个为什么，不要迷恋立场，不要迷恋姿态，也不要迷恋小圈子的温暖，更不要被那些说话、写文章气势汹汹、胸有成竹、挥斥方遒的人吓倒，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都是微生物。

 

16、        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是“具有那文青特色的愤青，但是到底文学是您的正房还是政治学是你的正房，这两个还在头破血流的互掐”，3年过去了，现在谁占上风了？文青似乎和愤青的气质似乎不同，而您却有这两种气质，这也是性格原因，还是兴趣原因？另外，为什么对自己做出如此的评价？

 

文青、愤青都只是微生物匍伏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并企图接近这种复杂性的方式，类似于为了表达对一个人的爱意，今天给他做红烧肉，明天给他做小葱拌豆腐。

 

关于生活中的你

17、        认识你的人都说你乐呵呵的，性格开朗，甚至有网友说你“母仪天下”，你认可吗？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乱丢，还是井井有条？外人面前性格开朗，私底下深沉？……

 

“母仪天下”那个说法也太夸张了，我当然不认可。爱笑是真的。我性格应该是比较激烈的人，比别人更开朗，也比别人更抑郁，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夏分明。不过一般我都把开朗的一面展示给他人，抑郁的一面留给自己，非常八荣八耻。生活中的我……属于懒散和丢三落四型的吧，我经常不洗水果就直接开吃，买同一个东西总是比别人花的钱更多，一年平均丢5把伞，从来不买需要绑鞋带的鞋因为懒得弯腰。

 

18、        您曾经写过一本书《那么，爱呢》,您所憧憬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有话说，粘乎。

 

19、您爱好看歌剧，除了歌剧还有什么爱好？（这点似乎很小资也很文青，嘿嘿）

 

爱好歌剧？我一向痛恨歌剧啊，觉得歌剧简直跟领导作报告有一拼。我的爱好跟士兵甲一样，音乐、美食、电影什么的。我很想说自己还爱好摄影、建筑、天文学什么的，但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这样说。

 

20、您最喜欢的音乐风格？

 

主要喜欢带rock风格的blues吧，“象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抚摸一个新生婴儿”那样的音乐。心情好的时候，也喜欢那种节奏感很好的音乐，一听就让人想跳舞的音乐。

 

21、平时，您私底下也喜欢翻阅政治类的书籍吗？

 

不是“也”喜欢，那几乎是我读书的唯一类型，当然有出于工作需要迫不得已的原因。如果有时间，我希望更多地读读小说、历史和科普类书籍。

 

22、最近很喜欢的休闲方式？

 

有时间读自己想读的书，对我来说一直是最好的休闲方式。如果读到一本好书，身边正好有一个可以交流的人，那就好到让人想骂娘了。

 

23、您是如何减压的？

 

看情景喜剧，做数独游戏，写日记，做白日梦，Tom W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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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年终命题辞旧迎新稿，博客里好久没有出现“情绪”这一标签了，呵呵。

Happy New Year To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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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年1月我终于搬进了新公寓。

    这是个有点奇怪的小区。在英国，一般中青年人喜欢住独门独院的房子，老年人才喜欢住公寓楼。因此我的邻居们情况是这样的：Daffny，86岁，寡居；Michael，78岁，寡居；楼下，Dorothy，93，寡居；Beth，96，寡居……总之整个单元的平均年龄怎么也得有75。

    生活在一堆老年人当中，感觉非常奇妙。下班回家的时候，经常能看见Dorothy坐在她家窗前发呆，背弯成个大虾米。有时候还能碰见Beth，她表情严肃，以每分钟10步的速度在院子里散步。78岁的Michael，据说家里没有电视电话电脑，每天路过他家门口时，都怀疑里面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我经常想象这些70多的80多的90多的老头老太太们，每天看着窗外随风静静摇摆的槐树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什么精神支柱让他们每天都愿意起床、穿戴整齐、拄着拐杖出门买新鲜牛奶。

    而我在他们中间生活，似乎是在已经有了剧透的情况下接着往下看一部电影。每碰见他们一次，就被提醒一次时间的延绵、荒谬和残酷，在如此延绵、荒谬和残酷的时间面前，2009能意味着什么呢？

    手忙脚乱的溺水感，似乎我这一年贯穿始终的主题。教书、没完没了的学生个别辅导、改作业、读书、论文、专栏、书稿……觉得自己是在一条钢丝上骑自行车，头上顶着一堆盘子，手上还有五个圆球在倒腾。

    忙，却似乎也没忙成什么，时间被碾得如此之碎，一阵风吹过，稀里哗啦全都不知去向，以至于我试图回想这一年到底干了些什么时，发现自己简直是从一场昏迷中醒来，而不是刚刚目睹了365个结结实实的壮丁从窗前经过。

    好吧，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忙成。7月初，我的政论《民主的细节》出版，12底随笔集《送你一颗子弹》即将上市。虽然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都不是今年写的，但我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修改、整理、校对这两个书稿。作为一个细节完美强迫症患者，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第十八遍校阅同一份书稿时，确实需要先把自己打晕，然后才能校得下去。

    生活？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自己并没有生活——长期的独居和工作的重负，基本上把我改造成了一个知识加工器。一个按钮按下去，书、新闻、网络文章咕咚掉进去，另一个按钮按下去，论文、专栏、书咔嚓掉出来。

    等等，在大团大团的空白在脑中飘过之后，我终于想起……二月的那场大雪，我从办公室的窗口往外看，纷纷扬扬的雪花满天飞，有些雪花太轻，沉不下去，几乎是在往上飞，如此奇妙，让我几乎产生一种会飞的错觉，想纵身跳出窗口去；又想起三月的那个下午，坐在巴黎回伦敦的火车上，读Ayn Rand的Fountainhead，思绪万千，感慨一个星期的旅行都不如几个小时的阅读有冲击力；还有七月，看《灿烂人生》，多么温柔的一个故事，尼可拉在乡间小路上搂着她的肩膀那一幕，如此美好，几乎让人向往衰老；还有H寄的DVD，几乎被遗忘的一篇文章，竟然曾给他人带去感动，然后因此收获更多的感动； 还有上个月在Youtube发掘的那首歌Try a Little Tenderness，如此性感，我连着听了一个星期；甚至还记得……一个猪蹄。那天去家门口的那个中餐馆吃饭，临走时老板娘突然主动送我一个塑料袋包好的卤猪蹄，也不为什么，就是她觉得这个猪蹄很好吃。作为一个知识加工器，突然没头没脑地收到一个猪蹄，这事如此温情脉脉，后来被我反复回忆。

    我曾google过这个新公寓的前主人。一个80多岁的捷克老太太，50年代从捷克逃到英国，写过一本书叫《The Liberating Beauty of Small Things》，讲她50年代从捷克逃到英国的经历。“微小事物的解放性美丽”，就冲着这个书名，我买下了此书。我想时间它的确延绵、荒谬而残酷，这事我们越往下过就越清晰，但微小事物的美丽或许能帮我们片刻逃脱时间的坚硬。雪花，小说，音乐，电影，甚至一只猪蹄……这些2009年的微小事物此刻扑扇着翅膀，在我眼前闪现。如果一个机器人还会为温柔的、温暖的事物所打动，可不可以说，也许她还有个贪玩的灵魂，还可以继续和时间捉迷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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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和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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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中国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咨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国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家威权主义者们的这个流行观念与经济放任主义者们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在经济观念上大相径庭，但在政治上却殊途同归，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

            法治当然是诱人的，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几个拆迁案例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一个例子是上海的“钉子户”潘蓉，虽然有《物权法》高高在上，却仍难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关押的不幸；一个是也来自上海的孔东辉，虽然有已经颁布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在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拆迁信息时处处碰壁，甚至在起诉失职部门时被告知“没有原告资格”；更不用说另一个相关报道：河北农民王秀珍为暴力拆迁之事上访时，被镇领导呵斥：“有事别找我，跳楼去五楼”。在这些案例中，都不能说这些被拆迁户在申诉时“无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有法必依”，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知识分子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议会里的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最近网上流行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权利和权力的关系：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

      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性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当然，“平衡”指的不仅仅是用民众权力来平衡政府权力，民众权力本身也需要司法独立、专家知识、市场自由等力量来平衡。但在目前民众权力和政府权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谈论民主的危害显然是饿着肚子在发愁吃得太饱怎么办。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比如三权分立……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

      那么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爱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党利益受到威胁时，向来不惮于无视法治，比如屡屡动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派，也不说新加坡现在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混合政体”而不是“专制政体”，关键是新加坡这个独特岛国的经验缺乏普遍性：它在独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而在这个殖民史之前新加坡几乎就是块荒地），不但其文化被英国的法治传统浸染，而且殖民者的强大导致了一个“弱国家弱社会”传统，由此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制衡；它作为一个小国不存在中央地方关系，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监督成本很低；它高得惊人的公务员工资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评为“公开透明的腐败”；与农业经济形成的集权体制相比，它的贸易经济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把新加坡经验普遍化，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潘蓉孔东辉王秀珍们追求法治的机会，现在恐怕还是来自民主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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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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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那天，多国政要汇聚柏林。其中有一个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中东欧各国的回归，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是众叛亲离的开始。20年来中东欧各国纷纷投奔欧盟、北约，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欧洲孤儿。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还不是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今天欧洲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俄罗斯将来在欧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贵国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你怎么看？”梅德韦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是一样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分歧……”

            梅德韦杰夫说到这里，肯定有几个人在坟墓里打喷嚏。比如06年在自家门口被暗杀的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亚，今年1月被暗杀的人权律师马科洛夫，7月刚被暗杀的记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这几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为一个叫Novaya Gazeta的媒体工作。同样巧的是，这份报纸据说是俄罗斯境内仅剩的全国性独立报纸。事实上，有国际记者组织将俄罗斯评为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三个国家之一。在俄罗斯过去几年被暗杀的17个记者中，只有一个破案，其它都不了了之。

            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普京时代的成果。叶利钦当政时，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点，普京时代却是一个显然的政治倒退时代。就媒体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宫通过国有化或者惩治异见者的方式，驯服了所有全国性电视台、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就集会自由而言，骚扰、逮捕抗议示威者甚至干脆拒绝他们的游行申请已司空见惯；就政党而言，独立倾向的政党及其领袖大多要么被骚扰，要么无法登记参选；就NGO而言，很多国际NGO被驱逐，国内NGO则被骚扰；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05年开始州长从选举改成中央任命，确保地方首脑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地方政府的忠诚甚至公然的选举舞弊，造成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一党独大，行政和立法权无以制衡，司法部门往往也屈从于政府的指挥棒；甚至经济上国家控制成分也越来越大……2008年，Freedom House将俄罗斯划入了“不自由”国家。从俄罗斯政治的倒退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有形的柏林墙早已倒塌，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从柏林位移到了俄罗斯而已。

            不还有经济增长吗？也许有人会说，叶利钦时代政治也许更开明，但经济一团糟，相比之下普京时代虽然政治铁腕，但经济增长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说明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个逻辑显然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事实上普京上台之前的99、00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也忽视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带来的经济失序，更忽视了普京的最大运气——他上台以来油价的持续走高（从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就无法解释苏东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以后也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其中有些增长速度还快于俄罗斯。

            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今天的俄罗斯，大约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问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时，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义？不错，调查显示现在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报纸、电视、街头、网络长期只允许对他的鲜花与掌声，支持率高说明的只是垄断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好性。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墙也不可能一日倒塌。09年Freedom House的报告显示，在前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里，只有13个可被称为自由国家，其它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许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仍需保持耐心。人类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墙的倒塌，无形柏林墙的消除，也许要更漫长地等待。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说他年轻时也听Scorpions的“变化之风”，那首歌里有一句是这样的：“变化之风吹拂在时间的脸上，就象暴风吹响自由的钟声”，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还愿意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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