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这个是和第一财经日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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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问您是从哪一年起在剑桥任教的？这是您第一次来到剑桥吗？

我是2007年9月到剑桥的，之前1月面试的时候来过，那次是第一次。

 
2. 能否描述一下您第一次去剑桥时的情形，这个学校、这个小镇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第一次到剑桥的时候还挺震动的。主要是建筑风格的问题，市中心很多中世纪建筑，还有中世纪风格的小路，窄，蜿蜒曲折，很多不能通车，只有行人和自行车，在幽暗的路灯下，再下点雨什么的，当时就觉得这个小镇就是一个时间的琥珀，里面有那种拒绝与时俱进的骄傲。其实古典建筑很多地方都有，不足为奇，但是大多数地方的古典建筑现在都是“旅游景点”，用来照相的，剑桥的特色是，这些地方现在还是用来生活的，自行车随便靠在一面17世纪的墙上，吃饭的餐厅是18世纪盖的等等，这种漫不经心的、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历史感是剑桥最令人心动的地方。

 3. 您为何会选择到剑桥教书？
 

我没有专门选择到剑桥。正好剑桥有一个职位招人，又比较对口，就来应聘了。

4. 真的开始这里的生活后，您对这里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能不能讲一个令您感受最深的故事？
 

新的认识就是这里特别重视本科教育吧，觉得这里的本科教育在传承人文精神方面做得很好，使这个国家一些最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代代相传。感受最深的事之一，就是我的同事们给大一本科生的作业题，那完全是把每一个人当作大思想家来对话的。举几个作业题例子，“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的政治是反政治的？”“所有的政治价值都是相对的吗？”“上帝死了的政治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代议制需要以国家为单位？”“民主的激情是有代价的吗？”“代议制能够完善人的德性吗？”当然老师们不仅仅是问这些“大问题”，也引导学生去读相关的书目去思考这些大问题。反而是到硕士、博士阶段鼓励学生去思考小问题、经验问题、与政策相关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很好，因为鼓励学生思考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帮助他们在人类历史中定位自己。让他们知道每一代人不是在历史中“流浪”，前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地图，告诉我们这里是暗礁，那里是漩涡，这里是风景，那里有沙漠，让学生明白他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社区的一员，是文明的马拉松中的一棒。当然我的感触跟我的专业有关系（政治学），可能别的专业在人文精神方面感受并不强烈。

5. 剑桥对华人的态度如何？在剑桥的教师中，华人占多大比例？学校给华人教师的待遇如何（例如薪资、住房、地位等等）？
 

华人老师总的来说不多吧，我们系院只有我一个。另外我认识的大约有三、四个。估计理工科、经济类还有一些，但我不认识。待遇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华人非华人一说。对华人的态度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如果说“彻底融入”不大可能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人家刻意排挤你，就是文化、语言、背景差异导致共同语言有限造成的。

6. 您经常在博客里提及您每天上班路过的那条种满梧桐的大街、绿油油的草坪、小家碧玉的河流、古色古香的胡同，听起来非常诗情画意。您在这个小镇上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工作之外，您闲暇时间通常会做些什么？

我生活很枯燥，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吃饭，念经，念经，吃饭。基本上把一个本应多姿多彩的生活过成了蹲牢房。一方面是因为忙，另一方面我这个人比较闷，对于旅行、出游、运动兴趣都比较有限。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偶尔偷得半日闲，找个咖啡馆，看看书，喝喝茶，想想问题。另外一件幸福的事，就是找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不过这边谈得来的朋友不大多，这种机会很有限。

7. 您曾说过，在剑桥，教师的地位特别低，工作负担也特别重，那么是什么吸引你留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呢？

我说的“地位低”是半开玩笑的性质，指的是学生地位太高了，老师完全就是他们的“服务员”。其实我也没想永远留在这。暂时留在这，如果说有什么理由的话，就是我觉得这里思考说话都比较自由，因为自由而变得真诚，不需要撒谎，不需要谄媚，氛围比较清新，让纯粹精神生活变得可能。你想我每天想的都是“民主输出是否可能”、“援助非洲那么多钱为什么都没用”、“泰国的动荡和魏玛德国有何相似之处”、“中国的发改委到底有没有必要存在”这样的问题，多幸福啊。这个世界没有几个地方你能够每天思考这些问题而不被视为神经病的。以前我没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警告我，工作以后办公室很多“政治”的，哪怕西方的高校也不能幸免的。我来了之后就发现，哪有什么政治啊，同事都是各忙各的，有问题则互相帮助。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8. 剑桥800年校庆那天，您是否参加了庆典活动？作为学校的一分子，您当时的心情如何？

没有参加任何庆典，没有特殊的心情。 顺便说一句，800年校庆并不是指某一天有什么重大仪式，而是指这一年断断续续举行一些纪念活动，比如讲座，音乐会什么的。

9. 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剑桥是一所怎样的学校？除了它的建筑、景色和教育制度外，它的800年历史还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我觉得剑桥就是一个正常的大学，思想自由，风景优美，学生努力学习，老师努力教书。800年的历史还体现在哪，可能体现在这里的人比较爱读书、爱思考上吧。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生活在一种原罪感里，时不时就得检讨自己“不事生产”、“象牙塔里的精英”、“脱离群众”什么的，这种原罪感抑制人们探索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在剑桥，你就是研究霍布斯的某一个概念一辈子，也不会老有人追着你问“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啊？”有好奇心、钻研精神、清高、我行我素的人不需要生活在自我辩护的状态里。我邻居，一个老太太，80多岁，走路都颤颤巍巍了，一辈子就是个家庭妇女。那天楼道上碰见，她跟我说，她准备重读阿奎那的著作，然补充了一句“唉，好久没用拉丁文了，拉丁语退步了，读起来可能会慢一点呢”。看，读英语还不行，非要直接读拉丁语的。80多岁的老太太，读什么阿奎那呢，没什么用吧，但是很理直气壮。我喜欢那种理直气壮地认为很久以前的历史、很遥远地方的生活、很奢侈的文字艺术与自己其实很有关系的人，一个这样的人在剑桥待着不会觉得突兀。

都是半年前左右做的，忘了贴了。下面这个是《新周刊》做的，忘了什么名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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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最早是在网络上连载小说出名吧？对于你来说，网络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不可以这么说，只要有网络，哪怕不在平面媒体发表东西，你仍然能保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园地？

小说的确连载过几个，在留学生网站上。我觉得网络的意义在于它平民，任何人，哪怕一条狗，都可以畅所欲言。平面媒体的问题是它资源有限，有限的资源要分给无限的需求，“认识人”就很重要，通过关系分配资源，搞文字常常变成了搞政治，挺没劲的。很多知名作家或学者的作品，如果放到网上，配个虚拟ID，估计根本没人读。但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种靠资源垄断和“评论界”建构起来的文学界或者社科界就对全国的文学青年、知识青年构成了强制性阅读，很多本来不值一读的东西成了学习榜样。网络的出现等于打破了这种资源垄断，实现了文字的“民主化”。当然网络的问题也在这里，它让作者毫无屏障地直接面对读者，文学也好，时政也好，容易激发一种民粹主义的写法，煽情比讲理更有市场，刺激比细嚼慢咽更有市场。

2.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政论性的文字的？是有媒体约你写吗，还是如你所说，是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尽义务，写了之后被媒体发掘了？这些文字主要发表在什么地方？除了醉钢琴，还用过什么ID？

网上写政论已经有一段了，大概从00年开始，但是不系统，基本是各大时政论坛打游击，灌水，打群架。以前经常去的时政论坛有强国、西祠，新文化、华岳，后来发现辩论陷入低水平重复之后，就不大去这些论坛灌水了。以前的ID就不说了吧，有很多东西现在看也脸红。给平媒写政论大概是04年左右开始。我有个好朋友当时在南风窗工作，他知道我学政治，而且他信任我，就问我能不能写点。后来给其他一些刊物写，应该说也是既有水平的因素，也有朋友的因素。

3.这个问题是代同事问的：总觉得有几个刘瑜，写小说的刘瑜，和写毛里求斯游记嬉笑怒骂的刘瑜，还有写政论时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个女作者的刘瑜，很不一样，那么怎样在这几种反差很大的风格之间应付自如？

挺容易的，就跟车换档一样。比如你在讨论时政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在跟别人对话，目的是说服别人，所以逻辑的严密就很重要。但如果你在写小说随笔什么的，你是在传达感受，对于传达感受，逻辑未必有效，语言本身的魔术更重要。至于小说比较阴沉、随笔博客比较亢奋，我觉得跟你写东西时候的心情有关，也跟你深入内心的程度有关。写毛里求斯游记那种东西的时候，还是预设读者的位置的，想着要娱乐一下大家，但写小说的时候，我的“贝壳”是完全关闭的，基本是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不能说前者不真实，但是深入内心的程度不同，好比潜水一百米和潜水一千米，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4.都知道你的正职是剑桥讲师，写作对你来说，是一种爱好，还是一种状态的转换？在工作和写作之间，会不会有时间上不能协调的时候？会怎么应付？

写小说随笔等文艺类作品更接近爱好，写时政类东西有责任感的因素。工作和写作时间上会有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几乎停止网络写作的原因之一，小说更没有时间写了。我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这跟热爱不热爱工作没有关系，就是不能容忍自己不负责任地去做一件事。当然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自由撰稿更有意义并且能养活自己的话，很可能就辞职了，因为工作和写作之间，迟早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5.在海外生活这个背景，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你曾说过，在海外的经验反而促使你更加了解中国，这是你写政论的一个便利吗？

当然有影响。从时政文章来说，海外生活给了我一个比较的视野，这个很重要。比如以前在国内，如果我关心所得税率，那就去查一下中国的所得税率。但现在，我会尽量一并把美国的、英国的、印度的……所得税率给查出来，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比较的知识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女人，你说她漂亮还是难看呢？

6.写作于你而言，是出于天分，还是有什么秘笈？是怎么写开的？

我觉得一个人对文字敏不敏感很可能是基因决定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诗人，一种不是。不是诗人的那种人，就算他在写诗，他也不会变成诗人。是诗人的那种人，就算他一辈子在做会计，他也是诗人。要说怎么开始写的，这么说吧，狗要吃屎，确实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7.你知道自己在国内有很多粉丝吗，会跟自己的读者交流吗？比如收到一封说“刘瑜我爱死你了”的邮件，你会回应吗？

不知道，而且坚信没有这回事。在一个芙蓉迭起的时代，有粉丝的人是可耻的。偶尔有读者给我写信，我一般都礼貌地简短回信。“爱死你了”这种话，不会回应，因为我要是把这种话当真的话，就太自恋了。

8.身在海外如何了解国内的情况？主要还是通过网络吗？

对，主要通过网络。比较经常看《财经》、南方报业，也经常去新华网、国研网这种官方新闻网站。现在上网，我对了解信息比对“看法”更感兴趣，比如我对这个季度小麦的收购价格比对连岳最近说什么了更感兴趣。当然不是我对连岳有什么意见，而是我已经不大需要别人告诉我怎么看一个问题了，我更关心的是问题本身。一个人有立场很容易，但为这个立场提供充分的论据不那么容易，去认真对待和自己立场不一致的信息就更不容易。我喜欢去做那些不那么容易的事情，我想我始终还是有一种继续成长的雄心。当然有时间也会去读别人的评论文章，尤其是经济类的，因为这方面我懂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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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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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政治词汇中，有一个大约是人见人爱的：宪政。当今时代，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政治派系，对“依法治国”恐怕都少有异议。当然宪政里的法，指的是宪法。

            理想的宪法是一个好的地图，一个国家走到哪不认路了，往地图上一查，然后就找到方向了。但问题是，宪法不是固定在墙上的一张图，它是一只兔子——它会跑，会跳，会成为枪手的猎物。最近的洪都拉斯政变，可以说就是一场宪政危机。政变双方都自封是护法者，都想让宪法成为自己的猎物。

            事情起因于总统塞拉亚的连任梦。按照洪都拉斯宪法，总统不能连任，到明年一月塞拉亚到任，就该下台了。但也许是出于权力欲，也许是出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主义，塞拉亚还不想下台。不想下台怎么办呢？受到其战友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事迹的激励，塞拉亚决定推动公投修宪。今年2月，查韦斯曾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争得了连任下一任总统的机会。塞拉亚决定如法炮制。

            但问题是塞拉亚是塞拉亚，查韦斯是查韦斯。同样是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家，查韦斯控制有大量的石油收入，而且委内瑞拉社会的左翼土壤比洪都拉斯要深厚得多。塞拉亚的东施效颦效果不佳，不但民间反对的声音很大，国会、最高法院、军方同时反对。根据洪都拉斯法律，只有国会才有召集公投的权力，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当国会反对为此召集公投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公投；当军队拒绝为塞拉亚发放选票时，塞拉亚一意孤行解雇了军方首脑；当最高法院要求恢复军方首脑职位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发放选票。6月28日，在投票前的几个小时，军队发动了政变，将睡眼惺忪的泽先生送到了哥斯达迪加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奥巴马、查韦斯、联合国、美国国家组织、世行、拉美各国异口同声地谴责洪都拉斯军方，“国际社会”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仇敌忾了——整个国际社会，除了洪都拉斯本国民众。在某网络论坛上，一群洪都拉斯人孤独地呐喊：这不是非法政变，这是保卫我们的宪法！

            洪都拉斯军方现在肯定特别委屈。首先是“老大哥”美国一反常态，没有支持后院的这次右翼政变——美国本来一直是拉美的“政变之友”，远的如1973年美国支持智利政变，近的如2002年布什政府默许委内瑞拉政变，这次却因为奥巴马新政，站到了“对方阵营”里去。更重要的是，在洪都拉斯军方看来，此政变非彼政变，是塞拉亚违宪在先，军方代表国会和法院护法在后。一个洪都拉斯网民发问：“我不知道国际社会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一个民选总统可以为所欲为吗？”

            塞拉亚总统肯定也特别委屈。通过投票修宪来延长掌权时间，近年来风行全球，这个“依法独裁”的游戏，怎么偏偏就他玩栽了呢？04年白俄罗斯通过公投修宪，总统卢卡申科就此获得两任之后的竞选机会；07年叙利亚公投，允许阿萨德总统再连任一届；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投票，通过了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宪法修正案，总统布特福利亚就此可以谋求第三个任期；09年查韦斯的胜利就毋庸赘言了，3月阿塞拜疆也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为延长阿利耶维斯总统任期扫清了道路；哪怕就在塞拉亚被议会和法院赶出家门的同时，尼日尔总统坦贾则用解散议会和法院的方式推动8月的公投修宪，目的当然仍是总统任期的长久化。当然，这些国家公投修宪的过程往往迷雾重重舞弊百出，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流行游戏。比独裁更可怕的，恐怕是独裁者学会了使用“宪政”这个道具。

           当然，宪法的工具化似乎也不应该是洪都拉斯军方政变的理由。如果它的目的是护法，就应该把塞拉亚“扭送公安局”再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假造一封塞拉亚的辞职信，然后把他驱逐出境。更不应该在政变之后打压国内的塞拉亚支持者，从而把此政变变成了彼政变。

            其实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本质上体现的是拉美式民主的悖论，即民粹式民主和制衡式民主之间的张力。塞拉亚企图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一样绕过权力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直接诉诸民众支持来治理国家，却没想到“三权分立”在洪都拉斯竟比较货真价实，“两权”弹出来，和军队合作，捆住了“第三权”的手脚。从这个角度来说，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恰好说明其政治比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更进步，塞拉亚还需要气喘吁吁地去追赶那只兔子，说明兔子还没死呢。

        我的美国政治观察系列《民主的细节》在怀胎九九八十一个月之后，终于诞生了。

      购买《民主的细节》的n个理由：

     1. 使您对美帝的批判更加有的放矢。

   2.在公共场合手持此书会吸引大量有理想有文化异性的目光

   3. 送给孩子有助于他们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4. 送给老人有助于他们培养更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5. 反正也买不起钻戒送女朋友

   6. 光读《环球时报》已经不能满足您日益增长的吹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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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如果有人请您喝茶，您就请他读书

   9. 放在书架或茶几上装饰效果不错

   10. 您要是太幼稚了，它帮助您变得成熟

   11. 您要是太成熟了，它帮助您变得幼稚

   12. 买不起飞机票直接去美国看看

   13. 到了美国也懒得动脑筋观察思考

   14. 封背上有江艺平老师、林达老师、梁文道老师、柴静老师、闾丘露薇老师的推荐，作为以上五位老师任何一位的粉丝，您有粉丝不容推卸的义务。如果您同时是五位老师的粉丝，根据法律规定，您有买5本的义务。

   15. 书中有大量不堪入目的低俗内容，满足您的低俗趣味

   16.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不高兴》卖得那么火而无所作为

…… ……

        “各大书店”应该已经有了或者很快会有此书，网上也有了。

卓越：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qid=1247244904&ref=SR&sr=13-1&uid=478-2320797-0068318&prodid=zjbk902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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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对于那些“网上都看过了”的读者，书中增加长篇序言、布什时代总结文章以及后序，属网上未刊文字。另外，那些网上已载文字，在网上看了之后，您确信自己都记住了吗？

        注2： 对于那些怀疑它由于时效性已经“过时”的读者，不用担心，这本书本质上是关于制度，而不是时事。只要中国的媒体对一个政治事件还只有一种声音，只要人大还没有否决过政府征税方案，只要民办教师还需要通过集体上访讨薪而公务员可以轻松报销吃喝费，只要“网民”有抵制日货的热情而没有为黑窑工上街的兴趣，只要陈&诚那样的人还在监狱里，这本书就一直不会过时。

            纪念杨小凯逝世5周年，《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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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说法是荡气回肠。

            其他回忆录大多也很好看——那个年代的故事，想不好看都难，比如梁衡的《革命之子》、杨若的《吃蜘蛛的人》、高原的《根正苗红》、徐景贤的《十年一梦》等等。但这些人的故事大多情节类似：主人公们开始如何狂热地卷入文革，后来发现无论派系如何，最终都无法逃脱革命的“绞肉机”。在革命的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就是毛主席。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木偶人一样挥动红宝书，保守派造反派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保毛派，文革红人聂元梓、蒯大富、王力、王洪文再狂妄自大，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立刻就蔫做一团。所有这些情形令人毛骨悚然。悚然之处不在于红色恐怖的残酷本身，而在于在亿万颗大脑中，只有一颗被允许自由转动。960万平方公里上，8亿减1个行尸走肉在游荡。

            相比死亡、流放、批斗，我总觉得更残忍的是人的非人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给别人喂狗。相比一万人愤怒高喊“打到王实味”，更残忍的是王实味痛哭流涕请求党的原谅。这大约是为什么代顾准的文字后来能够风行起来——人们发现，啊不，不是8亿减1，而是8亿减2，那个年代竟然还有人在偷偷使用自己的头脑！

            《牛鬼蛇神录》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它告诉后代，在广场上的木偶人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批斗之外，在汉语已经被摧残得味同嚼蜡之后，在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地寻找最肮脏的词汇来羞辱自己时，还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在独立思考。在亿万个人向着“红太阳”狂奔而去时，还有人在悄悄转身，手持烛光，逆流而行。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下反动文章而被逮捕，入狱数年，于是有了这本为其牢友画像的《牛鬼蛇神录》。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看到思想超前、因言治罪的刘凤翔、张九龙， 因家破人亡而反抗暴政的卢瞎子雷大炮，因为扒窃、男女关系而入狱的刑事犯向土匪王医生，还有很多象杨曦光这样因为“太革命”而成了“反革命”的造反派。

            奇特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杨曦光的精神自由却从此开始。同龄人的思想启蒙始于80年代，杨的启蒙却始于60年代末长沙的小牢房里。整个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的友谊。是和这些人在监狱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反右大跃进文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专政、中美苏关系……窗外是革命的血雨腥风席卷飘摇的中国，而一个长沙监狱的角落里却光线澄明，一个被颠倒的世界沉没下去，一个透明的世界重新浮现。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

            然而此书又是残酷的。杨曦光对这些“贱民”的故事娓娓道来，告诉你他们的勇敢、坦荡、诚实、智慧，“引诱”你爱上他们，然后笔锋一转，托出他们血淋淋的下场。试图走“格瓦拉道路”的张九龙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喊反动口号的粟异邦被刺刀捅入口中活活刺死，组织劳动党的刘凤祥被枪决……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思想者被赶尽杀绝。如果说林昭的冤魂也许还可从其死后荣耀中获得稍许安慰的话，象张九龙、刘凤祥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的人呢？以及更多甚至没有杨曦光式记录的人呢？

            这大约是为什么杨曦光写了这本《牛鬼蛇神录》。他不能让这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坠入记忆的黑洞，于是他用此书给他们铸造了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杨在书的前言中表示，他相信即使50年后他已不在人世，这本书还是会被人记起。也许他过于乐观了，一个忙于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追忆。但至少我在有生之年不会忘记此书，不仅因为其中那些令人动容的人物，也因为它拯救了我对人之尊严的信心。我曾几乎相信在残暴面前人会必然变得猥琐，但即使是在“夜，最漫长的夜”里，也还有青草从地缝间细细簌簌地成长。

《亚洲周刊》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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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年3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500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此事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公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坦赞铁路象征的不仅仅是中赞友谊，而且是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

            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段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我们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06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07年胡锦涛访非时，临时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华情绪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07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森林的过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无数人指责中国的武器销售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骚乱则是这种情绪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这首先体现在经贸上关系上的大跃进。拿中非来说，2000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100亿美元，08年达到1068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中国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到08年底，中方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亚非拉国家现在纷纷转而投奔中国：2005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达迪加、2008年马拉维……今年3月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衷情于发展中国家？显然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因素，是石油。93年起中国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结束，此后中国就开始和产油国靠近。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目前中国的头号石油进口来源不是沙特阿拉伯，不是俄罗斯，而是大多数中国人几乎从不关注的安哥拉（博客注，最近沙特好像又反超了，不过总体不相上下）。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了23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因为很多人认为苏丹政府左手从中国投资者拿钱，右手拿这个钱去中国买武器，“石油换武器”成为达尔富尔大屠杀的一个机制。当很多中国人因为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05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愣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Chevron。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

      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07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90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送上一颗救心丸。又比如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1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国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造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07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45亿美元，超过8国集团的总和。事实上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直到08年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5.4%），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其迅速（07年安哥拉年增长17.6%，苏丹9.6%），这种成就未必都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肯定有一定的中国因素。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08年PEW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与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被用到了中国身上。

            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它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其他国家存在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

            “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比如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诉安哥拉政府，只有当它停止滥用石油收入才会重新得到贷款时，中国却甩手20亿美元告诉安哥拉，你不需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就可以得到贷款。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很多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流氓政权”的关系上。中国不但是它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它们的主要军火供应商。据说达尔富尔20万平民的死亡，中国制造的轻型武器功不可没。这也是08年北京奥运被一些西方人称为“屠杀奥运”的原因。

            对这个批评，我只能说是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中国对苏丹、津巴布韦的经济支撑和武器销售的确成了独裁者们为非作歹的一个基石。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

            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45美元，05年4月的爆炸导致46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80英尺处重体力劳动10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3美元；纳米比亚某中资公司工人小时工资是35美分，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70%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治理模式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则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向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人权、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而且是不可能的。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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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几十年前的细枝末节，金色阔条纹束发带，淡粉红薄呢旗袍，白帆布喇叭管长褂……她记得每一件衣服的颜色和布料，但是不记得那场轰轰烈烈的战争。

            那有什么奇怪呢，她是张爱玲。

            《小团圆》不好看，情节杂乱，语言急促。张爱玲写这个书，大约是想终老之前把这一生交待清楚，但是又缺乏交待的耐心。于是就像一个困极了的人，急着上床睡觉，把衣服匆匆褪在床边胡乱堆成一团。

            缺乏耐心又实属自然。隔着大半生和千山万水，去回顾那个女人的小心动和更小的心碎，哪里是自己的前半生，简直是自己的前生，简直是别人的前生，简直是霸王别姬小乔初嫁孟姜女哭长城。

            大家看《小团圆》都是冲着盛九莉与邵之雍的爱情而去的，我当然也是。但是在很多人眼里的悲剧，在我眼里却是个喜剧。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将爱情过渡到柴米油盐的生活所以可喜可贺，而是，看来看去，觉得基本可以确定：第一，她是真心爱过他的；第二，他也是真心爱过她的——就算是他在真心地爱着另外的她、她、她时，他也是同时真心地爱着她的；第三，他对她的爱以及她对他的爱，是建立在“懂得”的基础上的；第四，他们都是有内容因而值得被“懂得”的人。有了这四条，一个人就已经很幸运了。这样大的宇宙，这样漫长的时光隧道，造物主让两个人这样相遇，他们真的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他能只爱她并且厮守终生，也许更好，但也未必。和“金色的永生”比，短短一生算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斤来衡量芭蕾舞、用米来描述莫扎特，又怎能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

            相对于这本小说本身，我更好奇的是张爱玲写这本小说时的状态。张动手写这本书时已经55岁，后来搁置许久，再动手改时，已是73岁。对我来说，一个干瘪苍白、戴假发、穿一次性拖鞋、只吃罐头食品的老太太，坐在洛杉矶公寓的一堆纸箱子前，写40年代沦陷上海一个女孩细细密密的小心事，这个画面比这个女孩的小心事本身要有冲击力多了。

            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是，张爱玲晚年为什么不自杀？60年代末其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各种来源的资料表明——张爱玲就过上了完全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昼伏夜出，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有人来访不开门，访华访台机会一概拒绝。后来还染上了“恐虱症”，总觉得有虫子骚扰，隔三岔五搬家。有个狂热粉丝为了刺探她的生活，偷偷搬到她家对面作邻居，一个月只见她出门扔垃圾一次，而且在得知该邻居是个粉丝之后，张爱玲立刻搬家离开。

            那么，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每天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都在做什么呢？一个幽灵在四面白墙之间飘来飘去，瞪着时间一点一点驻空自己。张爱玲的作品里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几乎毫无涉及，那么，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真的，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对于别人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她是张爱玲。她曾经那么热衷于表达，她还那么骄傲，而无动于衷被死亡的纤绳一点一点拽上岸，又是多么不骄傲的一个状态。

            好在她还有回忆。张爱玲10岁时在期盼爱，20岁时在书写爱，40岁时在放弃爱，60岁时在整理爱 ……短短三、五年的爱情，这样细水长流地被思量、被咀嚼，被雕刻，好比写一本书，前言花去20年，后序花去50年，最厚重的却仍是青春那三五年。也许晚年张爱玲不需要生活，就是因为她曾经拥有的不可超越，与其用力不从心的文字去冲淡曾经的光芒，不如用沉默来守护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晚年的少产和她早期的多产一样是因为骄傲。

            这个说法当然令人伤感。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不能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中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据说张爱玲临死前知道自己不行了，她把自己收拾干净，还穿上了红旗袍，整整齐齐地躺在床上。也许因为她曾经拥有过“金色的永生”，才能死得如此安详。如此安详，合上书，真的觉得结局其实是个团圆。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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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绝望，但不要唠叨。这是我看完《Synecdoche New York》之后的感想和自我告诫。不要让绝望成为自恋的一种形式，尤其不要举着你的绝望，就像一个小孩子举着一根受伤的指头那样到处说：看，我的手流血了！我的手流血了！

            《Synecdoche New York》是查理·霍夫曼的导演处女作，由于霍夫曼之前写过几个颇有影响力的剧本，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期望值很高——如此之高，以至于后来有些影评人发现该片其实挺烂之后，也都一致认为它的烂，是一种伟大地烂，而不是平庸地烂。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个3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5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7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然后，他终于死了。

            好吧，它的真实情节是这样的：纽约的戏剧导演Caden试图导一部复制现实的宏大戏剧，在制作这部戏剧的几十年中，他的第一个太太，一个画只有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画的艺术家，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他不断读到关于她的消息，看到她的作品，甚至潜入她的公寓，但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他的情人，一个住在一栋永远着火的房子里的女人，也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又回来了。他的第二个太太，一个对他的一言一行无限景仰的女演员，因为无法忍受他对前妻和女儿的念念不忘，一脚踹了他，也跑了。Caden一边过着这种不断被抛弃的绝望生活，一边通过他的话剧哀叹这种生活。最后当话剧已经庞杂到失控时，他决定放弃导演身份，转而饰演剧中的一个女清洁工，让这个女清洁工来做导演。在女清洁工的导演下，话剧曲终人散，他自己也在女清洁工梦中的妈妈怀里死去了。

            你可能会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于具有侦探癖或者被教育癖的观众来说，他也许能从“着火的房子”、“无限小的画”、“纹身上凋零的花瓣”、“彩色的屎”等密码中破译人生进而对霍夫曼“大师”的才华叹为观止，如果他还能联想到卡夫卡尤利西斯拉康德，其侦探癖和被教育癖就境界更高了，我却，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除了一锅烧糊的粥。

            如果一定要说这部电影有一个主题的话，我猜想就是人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该片从头到尾，一直在不停地死人：Caden爸爸、妈妈、女儿、话剧男主角、情人、前妻、满大街的尸体、最后是他自己。Caden最爱看的报纸版面也是讣告版。表现死亡的阴影这个“永恒的艺术主题”，当然无可厚非，但霍夫曼对这个主题的表现则可谓拖沓、粘滞、陈腐，只见男主角从一个女人的怀里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哭了几十年最后一命呜呼。可悲的不是绝望，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以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绝望。有的人面对死亡的通缉，会身手矫捷地逃之夭夭象“猫和老鼠”里面的那只老鼠那样演绎精彩人生直到落网，而Caden在死亡面前，却仿佛一头鹿被汽车的强光照射，完全不能动弹，彻底凝固在自己的惊恐里。

            当然粥是逐步烧糊的。一开始电影还比较正常，貌似一部中年家庭危机片，颇有伍迪·艾伦式的荒诞。后来前妻出走后，caden的时空感开始错乱粥就煮得太稠了。再后来Caden找到饰演他的Sammy与其平行生活时，情节就开始彻底焦糊。到最后Caden和女清洁工互换角色，显然霍夫曼开始自暴自弃了。他象一个画家从写实派走向印象派，又从印象派走向超现实派，最后由于创作上的走投无路而干脆变成了泼墨派。在墨泼干之后，他让女清洁工对Caden说：Die。

            Caden让我想起情景喜剧Seinfeld里的George。有一次George突然良心发现参加了一个帮助老人的志愿者项目。在得知老人已经86岁之后，他就一直困惑一个人这么老了怎么还能这么快乐。他不断追问老人：你害怕吗？你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吗？你离死亡这么近，怎么能不害怕呢？怎么可能呢？你一定心里很痛苦吧？最后老人忍无可忍，说：Get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