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新周刊》，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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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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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曾这样无情地打击他的邻国：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过是在议员选举时自由罢了，一旦议员被选上，人们就又被奴役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嘲讽显然针对的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代议民主制本身——在卢梭看来，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是真民主，而“代议”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的。鉴于现代国家之庞大，让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去直接辩论、决策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不难推断，从卢梭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国家，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梭的嘲讽固然令人郁闷，但似乎给现代民主判了一个过于仓促的死刑。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张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民意调查的出现，则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灵敏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根据民意见风使舵。

    最近我开始爱看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似乎就是对“投票时刻之外民众什么都不是”这个说法的反击。这个节目叫“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每周四BBC一台播出，一期节目一个小时。节目形式是这样的：主持人David Dimbleby邀请5个嘉宾：其中一般来说包括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高层官员，另外两个要么是小党代表，要么是无党派人士。这六个人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则坐着黑压压的几百个普通观众。他们干什么呢？提问。

    比如拿今年10月15号的这期节目来说，嘉宾包括内务部长Alan Johnson（工党）、议员Damian Green（保守党）、议员Norman Baker（自由民主党）、小党独立党领袖Nigel Farage、记者Joan Bakewell。显然，这种人员构成就是为了鼓励对同一个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五个人象五个等待论文答辩的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台上，观众则象答辩中的导师们一样，可以尽情“开火”。

    提的问题显然都是针对当下的热门政治议题。比如此期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 如果议员拒绝交还他们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他们应该辞职吗？2. BNP（一个种族主义政党）最近表示丘吉尔如果活着也会是其成员，你们怎么看？3. 最近邮政工人罢工，合理吗？4. 最近有人给3岁儿童抽烟并因此被捕，应该给他判刑吗？5. 工党政府提案再送500个士兵到阿富汗去，这个提案合理吗？

    面对这些问题，台上的嘉宾往往如坐针毡。首先，他们事先不知道会收到什么问题；其次，观众不但可以提问，而且可以就他们的回答进行追问和质疑。几个来回的交锋下来，加上嘉宾的内部辩论，往往就会使会场充满火药味，“提问时间”也就变成了“烤问时间”。比如在对报销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不断追问内务部长，议员凭什么每个月拿200磅餐饮补贴？凭什么？部长一脸窘迫，而观众则掌声四起。在阿富汗增兵问题上，怀疑反恐战争必要性的声音也异常尖锐。

    但更多时候，“提问时间”仍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每个问题的正反意见都会被讨论和聆听，无论嘉宾还是观众，都不能仅仅“泄愤”，还必须“有理有据”，不然就可能被嘘。比如，对邮政罢工问题，反对方认为邮政工人的要求不现实，在网络时代，近年邮局年均失去10%的生意，还要保障就业和提高工资不可能；赞成方则有力地指出，既然我们有钱救助那些倒闭的私人银行，为什么就没钱救助国有企业的工人呢？在对阿富汗增兵问题上，两方同样各有道理：反方认为8年来不断增兵，阿富汗却不见起色，这样的战争有何意义？正方则认为撤兵将成为恐怖主义者的重大胜利，不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这样的核武器国家都可能落入恐怖主义之手。正因为正反方都有道理，只要表述精彩，同一屋子的观众往往会对两种意见都掌声鼓励。

    可以说，“提问时间”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代表了现代现代政治的许多核心价值：平等、公开、多元、理性。不过如果我是一个议员，很可能不愿去参加类似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不但要有承受当面批评而保持风度的心理素质，还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不过话又说回来，政治家“日子不大好过”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们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而在那些官员既无需风度也无需技能的国家里，官员的日子也许好过了，民众的日子则不一定。卢梭说英国人民不投票的时候是“奴隶”，但是在“提问时间”里，我看到的英国人民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精神抖擞、在他们的“奴隶主”面前咄咄逼人，我想卢老师可真是瞎操心。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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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他甚至讨厌那些喜欢说“祝你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讨厌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讨厌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

    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可以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后来美国有很多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空虚是性感。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了：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都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有那么悲壮，简直可以垫底。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为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当然他可以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 只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妹菲比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并不是因为软弱，因为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生活中那尚可期待的部分——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今天终于看了听闻已久的《寻找林昭的灵魂》。虽然情节基本不出所料，还是被深深震动。关键是林绝不是因“误会”而被打成右派，那些假右派多年来哭哭啼啼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其实我特爱党妈妈求求你党妈妈别抛弃我，而林昭自始至终说的却是，我就是不爱你你杀了我我也不爱你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瞧你那德性我凭什么爱你。

    我在想，这样的人，一个人与八亿人扳手劲，她的ego该有多么强大，简直是神灵附体。

    而且她的文采还那么好，在那个汉语被糟蹋殆尽的年代里，还在使用那么优美的、人类的语言。

    然后再想想那些红卫兵，那些当年凌辱迫害她的人，那些至今还逍遥法外的罪人，那些脚仍然浸泡在历史深深的血腥里手里却举着香槟互相恭喜发财的芸芸众生，那些肉虫子，真是恶心无比。

    先是同情她，然后觉得who am I？凭什么同情她？如此健康强大的灵魂，谁有资格同情她。

    很想搞到胡杰的email，给他写email致敬。虽然这个纪录片在技术上比较粗糙，但是那些技术上精湛的人都在忙些什么呢。

     看完电影回来读朋友的博客，惊闻以前的一个好友也成了崇毛者，有点吃惊，但又不真的吃惊。一切不从个体经历而从宏大概念的角度看世界的人都是潜在的崇毛者，而该同学向来是个宏大概念爱好者。崇毛与否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观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有鼻子有眼会哭会笑会思考会喜悦会疼痛的只能是个人，放弃这种个体立场，将一个一个的个人所承受的痛苦看作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代价，或者认为一个专制者给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带来的痛苦可以因为他对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承诺而被原谅甚至被崇敬，换言之将个人视为工具、视为手段，是一切极权主义思维的起源。

    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肉虫子的国度，林昭恐怕还是不能安息。没关系，他们有1万年，她有1万零1年。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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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的日本大选看上去象是对民主制度的反讽：无论谁当选，似乎都是“家族生意”：鸠山由纪夫是前首相鸠山一郎的孙子，而麻生则是前首相吉田茂的外孙。事实上，1994年之后的首相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福田都来自政治世家。日本本届议会则有38%的议员来自于政治世家。

        这种现象自然令人想起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民主是关于选拔优秀的政治家，那么这种看上去象是“贵族世袭”的政治岂不是对它的嘲讽？2000年，时年26岁的留学生小渊优子被从英国召回，一个几乎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凭什么立刻就当选日本众议员呢？就凭她爸爸是刚去世的首相小渊惠三？

        世袭政治这个词用在日本身上也许并不确切。毕竟，这些人是选民自己选上去的，不同于金正日这种正宗的“世袭”者。你可以抱怨选民“素质不高”，却不能说它违反了民意。但是被选上台，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公平上台。政治世家有选民基础、人脉发达、政党机器撑腰，筹款轻车熟路，都注定了这些世家后代在竞选中不可能和普通候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民主选举的核心价值无非是代表性、平等和优胜劣汰，但是38%的议员来自于名门望族，“赢在起跑线上”，日本是否还能充分体现民主的这些核心价值，就需要打上问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族政治传统在亚洲格外吃香。欧美虽然也有肯尼迪、丘吉尔等政治世家，但权力代代相传显然没有亚洲“流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爸爸也曾是总理；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是苏加诺的女儿；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刚去世，其儿子就出来表示要竞选总统；印度的甘地家庭更是一个政治王朝……这种亚洲现象很可能与亚洲的“家庭价值”传统和集权传统的结合有关，也跟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相对稚嫩有关：公共领域不发达，政治理性程度低，对政治议题的讨论不充分，于是一些诸如家庭背景、相貌风度等八卦信息喧宾夺主，成为选民投票的依据，选举成了“追星”的一种形式。

        但是，似乎也没必要因为这种子承父业现象而彻底否定民主的真实性。子承父业并不是一个只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现象，成龙的儿子还是演员，沃玛特是家族企业，阿里的女儿也曾进军拳击界……毕竟，一个家庭由于传统形成一定的职业路径依赖，使子女在某个行业进入成本低。选择一条已经铺好的路去走，似乎无可厚非，法律也不可能明令禁止。另一方面，从选民的角度来说，一个家族姓氏就相当于一个“品牌”，而品牌本质上是信息浓缩的机制——与其在茫茫人海中搜索，不如根据品牌来节约信息过滤的成本。如果他爷爷、他爸爸干得还不赖，那就是他了，这和消费者爱买品牌产品有相似之处。况且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爷爷、爸爸也许可以为你上台助一臂之力，却不可能保你一路平安，安倍、福田、麻生的下场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是干得不好，你爷爷就是玉皇大帝也无济于事，这也是政治世家和真正世袭制的不同之处。

        更重要的是，如果世家当道就一定会导致腐败丛生、民不聊生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日本在公共服务方面不菲的成绩。拿公共医疗服务来说，日本的全民医疗体系举世闻名，据说在日本买个香瓜可能要花30美元，但看一次牙医却只需要20美元。拿腐败来说，虽然日本政坛正如任何民主国家，也时有腐败丑闻，但其腐败程度似乎也没有因此家族政治传统而格外突出：08年世行统计日本人均GDP世界排名18，国际透明度的清廉指数日本也是排名18。又拿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来说，日本长期稳定在0.25左右，与北欧国家大致相当，远低于很多周边国家。38%的议员是“太子党”，却没有导致日本成为一个贫富高度悬殊的国家。相比之下，拉美国家很多平民总统，却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突出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民主的真谛也许并不在于政治家的出身——一个出生显贵的政治家也可以很伟大，比如小罗斯福，比如丘吉尔；一个出生于平民的政治家也可能很腐败，成克杰、胡长清等难道不是出身平民？能确保一个政治家为民服务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安倍不可能因为外公是前首相而安然度过内阁丑闻，福田也不可能因为爸爸是前首相而逃脱振兴经济不力的指责，制度大于出身，这才是良政的要旨。

“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理由都是对的”。

对少数能够提供有营养评论的读者道一个歉。

迫切想和我讨论问题的，请看博客上方的联系方式。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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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回国时，我曾看到过电视上采访张铁林，他不断感慨他的英国女儿如何花钱节约。带她逛一趟北京的商场，得求着她，才肯买一双球鞋和一条牛仔裤；给她信用卡在英国随便花，结果她几个月下来才花了一千多人民币。最后张铁林说：其实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生活水准早就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了，而我们自己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话也许过于笼统，因为就生活水准而言，简直不存在“一个中国”：金领阶层的中国和民工阶层的中国，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就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而言，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回国期间，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在国内的朋友比在国外的朋友“敢于”在外面吃餐馆、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鉴于我在两地的朋友都分别属于两地的中产阶级，所以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如果看08年世行统计的人均购买力GDP，英国是3.5万多美元，中国是5千9百多，英国是中国的6倍左右。如果将这一差异机械算作生活水准的差异，那么似乎应当是英国人每到外面吃6餐饭，中国到外面吃一次；英国人每出门旅行6次，中国人旅行一次；英国人每买6件衣服，中国买一件。但就我接触到的中产阶级来说，事实几乎恰好相反：我的英国同事们不轻易到外面吃饭，几乎没人请钟点工，买书总嫌贵，说到买房，我们系7个40岁以下的同事里，只有两个买了房。

            在此我不防暴露一下“隐私”，给自己的工资做一个分析（英镑对人民币目前大约是11：1）：我的年薪是4万英镑左右，均摊到每个月也就是3400百英镑左右。扣除养老金6%，税收20%（中档税，而且一部分收入免税），全民保险8%（那些说欧洲“免费”看病的人请注意这个数字），交房产税140多镑（英国无论租房买房都要交房产税），最后可支配收入也就是2400英镑左右。对于我的一些同级别的男同事来说，这就是他们需要用以养老婆、孩子、房子、车子等的全部收入。要知道，在剑桥市内一个体面的两室一厅月租1000镑左右，学龄前儿童托儿所一个月要800镑左右。当然对于双职工、没孩子或者孩子已上小学的家庭来说，负担会轻很多。

            这里的物价和中国比又如何呢？前一段网上有人说中国的物价如何“早已超过欧美”，至少就英国来说这不对。有些人似乎习惯于拿中国的大都市生活成本和美国的中西部农村比，得出具有误导性的结论，那要拿伦敦和贵州县城比，结论没准更耸人听闻。还有些人习惯于拿中国上层的消费标准和西方的平民标准比，结论同样具有误导性——好像家里请保姆、孩子上私立学校、买衣服只买名牌都成了生活必需品。如果把这些“必需品”也打入西方的消费标准，那西方的物价也会贵得惊人。不错，中国的物价这些年的确高涨，但是您想知道花钱时捶胸顿足的感觉吗？还是到英国来吧。拿英国的Tesco连锁超市和北京五道口的华联超市比（这里说的是两处8月底9月初的价格，两个都未必是当地最便宜的超市，但是北京找到比华联更便宜的商品显然比在剑桥找到比tesco更便宜的容易，因为北京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街边的“小商小贩”，英国这方面则少得多）：一打鸡蛋华联是17元左右，Tesco是3镑左右（也有更便宜的，但也有更贵的——因为西方的食品“有机”、“无机”价格差别挺大，折中一下）；牛肉中国是20元左右一斤，英国是6、7镑左右（也是折中的结果——西方牛肉根据牛的部位价格相差很大）；猪肉中国13元一斤，Tesco3镑左右一斤；灯笼青椒中国是1.68元一斤，Tesco是2英镑左右一斤；鸡胸华联是7元左右一斤，Tesco是4镑左右；胡萝卜中国1.5元左右一斤，Tesco是0.4镑。就是说，从日常食品来说，Tesco比华联贵2-8倍不等。我有一次问我们系一个新加坡博士生每天都做什么菜，他说：那取决于每天Tesco什么在打折呀。

            至于食品之外的服务费用，花销则更悬殊。我在五道口剪个头发38元，在英国一个档次类似的理发店剪头发是30英镑。在北京打的4公里的话，10元打住，在剑桥要6、7镑。北京地铁2元，伦敦4镑。在北京一个档次还过得去的餐馆，200元可以点4、5个菜，在剑桥中餐馆18镑也就买一盘水煮鱼加一碗米饭一杯饮料——如果你幸运地在你家周围发现一个中餐馆的话。就是说，从服务性的消费来说，英国还真的比中国贵6倍左右或更多。至于中国中产阶级早已习惯定期使用的钟点工、女士们经常光临的美容院，对于这里的大多中产阶级人都属于奢侈消费。现在中国都市的年轻人经常抱怨买房难于上青天，其实西方都市里的年轻人买房也不容易。拿伦敦来说，07年的一个报道说伦敦的房子均价是伦敦人均收入的12倍，好区甚至高达16倍多，这比北京上海中产阶级买房似乎也并不容易多少，至少没有容易6倍。我曾在一个英国华人论坛上看大家讨论每月支出情况，基本上所有人都感慨，就算双职工，衣食住行之外很难存下多少钱。发贴者说他们一家三口平均每个月花100镑买衣服，竟被很多人感慨为奢侈。还有人说你一家一个月手机费为什么要花30镑呢，明明10镑就够了嘛。

            在北京的一些大型商场和家居市场里，我倒真是被其中的价格雷到了：衣服和家居用品的确接近和英国接轨了，但是很快，我发现了淘宝网。品质相近的东西，只要不追求名牌，淘宝上要显著地便宜。英国虽然也有ebay，但是ebay上东西远不及淘宝上品种繁多，价格也不比实体店便宜很多。

            所以至少就我身边的经验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比英国的过得更奢侈。当然这里的原因不用我多说，无非是：中国劳动力便宜；中国的收入转移力度相对低；中国有各种“报销”网络和灰色收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导致现阶段劳动力过剩；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而西方是橄榄型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也未必一定是好事，因为它背后可能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公正或隐患：廉价劳动力背后意味着劳动者怎样的谈判力缺失？报销制度里有多少腐败？那些“羊毛”最终出在哪些羊身上？高速增长背后的环保代价是什么？人口老龄化之后怎么办？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发达”二字，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指生活水准的奢华，而是社会的相对文明、公正和“共同富裕”。我曾经跟朋友感慨说：目前这几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们很可能比父辈和孙辈过得都要好。我们习惯于线性的发展思维，认为加速度提高的生活水准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随着社会谈判结构的均衡化、收入调节力度的提高、政治透明化削减灰色收入、发展环境成本的提高、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很可能会逐渐“倒退”到英国的水平。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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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经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男主角应该20出头，英俊潇洒，在书中碰上一个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当然肯定也会碰上一个嫉妒他才华的小人，该小人势必要跟他争夺那位小姐，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男主角成为大亨，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5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15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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