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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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回国时，我曾看到过电视上采访张铁林，他不断感慨他的英国女儿如何花钱节约。带她逛一趟北京的商场，得求着她，才肯买一双球鞋和一条牛仔裤；给她信用卡在英国随便花，结果她几个月下来才花了一千多人民币。最后张铁林说：其实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生活水准早就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了，而我们自己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话也许过于笼统，因为就生活水准而言，简直不存在“一个中国”：金领阶层的中国和民工阶层的中国，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就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而言，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回国期间，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在国内的朋友比在国外的朋友“敢于”在外面吃餐馆、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鉴于我在两地的朋友都分别属于两地的中产阶级，所以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如果看08年世行统计的人均购买力GDP，英国是3.5万多美元，中国是5千9百多，英国是中国的6倍左右。如果将这一差异机械算作生活水准的差异，那么似乎应当是英国人每到外面吃6餐饭，中国到外面吃一次；英国人每出门旅行6次，中国人旅行一次；英国人每买6件衣服，中国买一件。但就我接触到的中产阶级来说，事实几乎恰好相反：我的英国同事们不轻易到外面吃饭，几乎没人请钟点工，买书总嫌贵，说到买房，我们系7个40岁以下的同事里，只有两个买了房。

            在此我不防暴露一下“隐私”，给自己的工资做一个分析（英镑对人民币目前大约是11：1）：我的年薪是4万英镑左右，均摊到每个月也就是3400百英镑左右。扣除养老金6%，税收20%（中档税，而且一部分收入免税），全民保险8%（那些说欧洲“免费”看病的人请注意这个数字），交房产税140多镑（英国无论租房买房都要交房产税），最后可支配收入也就是2400英镑左右。对于我的一些同级别的男同事来说，这就是他们需要用以养老婆、孩子、房子、车子等的全部收入。要知道，在剑桥市内一个体面的两室一厅月租1000镑左右，学龄前儿童托儿所一个月要800镑左右。当然对于双职工、没孩子或者孩子已上小学的家庭来说，负担会轻很多。

            这里的物价和中国比又如何呢？前一段网上有人说中国的物价如何“早已超过欧美”，至少就英国来说这不对。有些人似乎习惯于拿中国的大都市生活成本和美国的中西部农村比，得出具有误导性的结论，那要拿伦敦和贵州县城比，结论没准更耸人听闻。还有些人习惯于拿中国上层的消费标准和西方的平民标准比，结论同样具有误导性——好像家里请保姆、孩子上私立学校、买衣服只买名牌都成了生活必需品。如果把这些“必需品”也打入西方的消费标准，那西方的物价也会贵得惊人。不错，中国的物价这些年的确高涨，但是您想知道花钱时捶胸顿足的感觉吗？还是到英国来吧。拿英国的Tesco连锁超市和北京五道口的华联超市比（这里说的是两处8月底9月初的价格，两个都未必是当地最便宜的超市，但是北京找到比华联更便宜的商品显然比在剑桥找到比tesco更便宜的容易，因为北京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街边的“小商小贩”，英国这方面则少得多）：一打鸡蛋华联是17元左右，Tesco是3镑左右（也有更便宜的，但也有更贵的——因为西方的食品“有机”、“无机”价格差别挺大，折中一下）；牛肉中国是20元左右一斤，英国是6、7镑左右（也是折中的结果——西方牛肉根据牛的部位价格相差很大）；猪肉中国13元一斤，Tesco3镑左右一斤；灯笼青椒中国是1.68元一斤，Tesco是2英镑左右一斤；鸡胸华联是7元左右一斤，Tesco是4镑左右；胡萝卜中国1.5元左右一斤，Tesco是0.4镑。就是说，从日常食品来说，Tesco比华联贵2-8倍不等。我有一次问我们系一个新加坡博士生每天都做什么菜，他说：那取决于每天Tesco什么在打折呀。

            至于食品之外的服务费用，花销则更悬殊。我在五道口剪个头发38元，在英国一个档次类似的理发店剪头发是30英镑。在北京打的4公里的话，10元打住，在剑桥要6、7镑。北京地铁2元，伦敦4镑。在北京一个档次还过得去的餐馆，200元可以点4、5个菜，在剑桥中餐馆18镑也就买一盘水煮鱼加一碗米饭一杯饮料——如果你幸运地在你家周围发现一个中餐馆的话。就是说，从服务性的消费来说，英国还真的比中国贵6倍左右或更多。至于中国中产阶级早已习惯定期使用的钟点工、女士们经常光临的美容院，对于这里的大多中产阶级人都属于奢侈消费。现在中国都市的年轻人经常抱怨买房难于上青天，其实西方都市里的年轻人买房也不容易。拿伦敦来说，07年的一个报道说伦敦的房子均价是伦敦人均收入的12倍，好区甚至高达16倍多，这比北京上海中产阶级买房似乎也并不容易多少，至少没有容易6倍。我曾在一个英国华人论坛上看大家讨论每月支出情况，基本上所有人都感慨，就算双职工，衣食住行之外很难存下多少钱。发贴者说他们一家三口平均每个月花100镑买衣服，竟被很多人感慨为奢侈。还有人说你一家一个月手机费为什么要花30镑呢，明明10镑就够了嘛。

            在北京的一些大型商场和家居市场里，我倒真是被其中的价格雷到了：衣服和家居用品的确接近和英国接轨了，但是很快，我发现了淘宝网。品质相近的东西，只要不追求名牌，淘宝上要显著地便宜。英国虽然也有ebay，但是ebay上东西远不及淘宝上品种繁多，价格也不比实体店便宜很多。

            所以至少就我身边的经验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比英国的过得更奢侈。当然这里的原因不用我多说，无非是：中国劳动力便宜；中国的收入转移力度相对低；中国有各种“报销”网络和灰色收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导致现阶段劳动力过剩；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而西方是橄榄型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也未必一定是好事，因为它背后可能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公正或隐患：廉价劳动力背后意味着劳动者怎样的谈判力缺失？报销制度里有多少腐败？那些“羊毛”最终出在哪些羊身上？高速增长背后的环保代价是什么？人口老龄化之后怎么办？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发达”二字，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指生活水准的奢华，而是社会的相对文明、公正和“共同富裕”。我曾经跟朋友感慨说：目前这几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们很可能比父辈和孙辈过得都要好。我们习惯于线性的发展思维，认为加速度提高的生活水准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随着社会谈判结构的均衡化、收入调节力度的提高、政治透明化削减灰色收入、发展环境成本的提高、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很可能会逐渐“倒退”到英国的水平。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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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经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男主角应该20出头，英俊潇洒，在书中碰上一个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当然肯定也会碰上一个嫉妒他才华的小人，该小人势必要跟他争夺那位小姐，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男主角成为大亨，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5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15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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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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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提亚特觉得政府资助戏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法国经济学家1850年写道：不错，如果政府用6万法郎去资助戏剧，艺术消费者的偏好能得到满足，艺人的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看得见的收益；但是纳税人的口袋里被拿走了6万，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买别的来满足其它偏好，而且推动其他行业从业者收入的提高，这是看不见的损失。谁说看得见的收益一定大于看不见的损失呢？事实上社会比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何在，所以看得见的收益很可能小于看不见的损失。巴斯提亚特的这篇文章叫《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其实这只是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之一，他想说明的是：衡量一个经济行为的好坏时，不能只用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体的后果。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种种报道让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国企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说1998年国有资产年利润总额才213亿元，“现在一个月的利润有时都可以突破1000亿”；据说02到08年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据说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2％，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据说中移动已经成为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总之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耀我国威”；由国企工人下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减少；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在增加等等。

            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当然有。最明显的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据统计国企占有工业贷款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据学者统计，过去十年，民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项“看不见的”的损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资金和政策优势赢得市场，它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搞技术或管理创新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国际市场上却鲜有中国产品以“品牌”取胜。

            更有甚者，“看不见的”损失还会蔓延到制度和政治层面。04年的“国退民进”大讨论中，以郎咸平为首的一大批人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无，只要有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国企，也可以做好。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猫还是民营猫，只要有竞争，就可以变成好猫。但问题是，市场上充斥着又大又强的国企时，市场竞争可能是公平、充分的吗？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竟得以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国家的宏观紧缩政策似乎总是选择性地冲击民企；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个亿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而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个亿却只能倒闭；为冲销国企呆坏账，政府将成千上万亿纳税人的钱转入国企的腰包；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向了国企和各级政府，民企却很难分得一瓢羹……皇帝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抢一个状元，竞争如何公平？离开产权改革谈论市场竞争，就像脱离了体重级别谈论拳击比赛一样，逃避了问题的核心。既然竞争不公平，国企“转身”的成本可能就还包括公平、法治、制度透明……学者陈志武曾经指出，越穷的政府越可能走向宪政，因为它必须依赖于和社会力量的谈判来稳固地位，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政府却往往无须听命于民意的指挥棒。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很长链条才能展现。这是好事吗？我们知道，当一个肿瘤已经大到触手可及时，它已经暗暗长了很长时间，等你发现它时，往往已经太晚了。

    每次回国，最大的逆向culture shock就是中国人顽强地拒绝对陌生人微笑。

    我曾经习惯性地对大街上目光交接的人微笑一下，但很快遭到内心深处那个“中国人”的鄙夷：有病啊你？这里是中国，别那么矫情好不好？在迅速克服了这个毛病之后，看到陌生的小孩子，还是忍不住微笑：他们是孩子啊，没准他们还不知道对陌生人微笑有损民族文化尊严呢？但是街上的小孩子们都非常有“国格”，一个一个严厉拒绝了我的微笑。

    好吧，入乡随俗，不向陌生人泛滥微笑。但是邻居呢？根据“一回生、二回熟”原理，邻居是那个必然要跟你从陌生人演变成熟人的人，所以微笑作为一个迟早会发生的事件，应该说顺理成章。既邻之，则安之，小笑不如大笑，晚笑不如早笑。

    这个暑假，我大部分时间住在一个住户密度较小的小区。作为一个喜爱热闹、热衷串门、怀念祖国的“人情味”的“游子”，我刚住进来，就开始热切地盼望认识邻居。半个月后，我终于得以认识第一个邻居。我们认识的过程是这样的：

    有一天早上，我家的可视对讲机响了。一位女士喊了一声：“门口这是你家的车吗？挡住过道了！”我走到对讲机边说：“我们家没有车！”该女士愤然道：“没车你也没必要这么横啊！”我愕然，走到楼下问：“这位大姐，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我呢？”“谁让你说话那么横！”“那怎么能叫横呢？你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你的问题，横在哪里呢？”大姐白了我一眼，跟她身边的旁人叽里呱啦说话去了。

     哦，我忘了，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我不应该直接说“我们家没车”，而应该说：对不起，不好意思，鄙人家里暂时还没有购置任何可以挡住过道的大型交通工具，实在抱歉了，我代那个挡道者向您赔个不是了！沙有娜拉！

    我和第二个邻居的照面是这样的：我刚打开单元的大门，一位中年男子正拎着垃圾袋走出电梯。我准备好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微笑，准备向他撒去。结果他一低头，躲开了我的目光，我只好收回那个微笑。见他手里拿着垃圾袋，我假洋鬼子的劣根性又发作了——在门口为他把住铁门，等了他三秒钟，让他通过再松开门。该中年男子显然非常错愕，狐疑的看了一眼我，嘀咕了一声“谢谢”，当然仍然面无表情。

     我和第三位邻居的碰面则是这样的：我在一楼等电梯，电梯门开了，他们（一对夫妇）出来，我进去。因为近到几乎脸贴着脸，我抱着“看你们往哪里逃”的心态对他们张开一个大大的笑脸，结果二位好像我是隐形人一样从我身边飘了过去。

    今天则格外值得纪念——因为今天我终于碰上我对门的邻居啦！我想楼上或者楼下的邻居毕竟还隔着一层，对门的邻居则是那个可能向你家借一头蒜、一把梯子、一个老虎钳、一个灯泡的人，他们家要是有人突发心脏病，没准还要靠我打112呢！我们的邂逅过程却是这样的：

    我正要下楼倒垃圾，在家门口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大包小包的从本层电梯里出来，我想终于有人搬进106了，便欢天喜地地盯着她，就等她看我一眼，然后送上一个“远亲不如近邻”里那个“近邻”的笑容，结果该女士眼皮都不抬一下，从我身边半尺处擦肩而过。

    然后我走到一楼，看见一位女青年（估计是106家的女儿）大包小包的走进一楼电梯，我想这位可能会看我一眼吧，便欢天喜地地盯着她，就等她看我一眼，然后然后送上一个“远亲不如近邻”里那个“近邻”的笑容，结果该女青年眼皮都不抬一下，从我身边半尺处擦肩而过。

    然后倒完垃圾回家，走到我家门口，看见一位男中年（估计是老公）大包小包的从电梯里出来，我想无论如何这位不可能也完全对我熟视无睹吧，没有那么巧吧，不可能一家人就如何对待邻居这个问题召开过大会通过过决议吧，便欢天喜地地盯着他，就等他看我一眼，然后然后送上一个“远亲不如近邻”里那个“近邻”的笑容，结果人家眼皮都不抬一下，从我身边半尺处擦肩而过。

    事实证明，不但他们家人，很可能全国人民都就“如何对待街上、楼道里那些可疑的陌生人”达成过协议，并写进了宪法，很可能在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的考试中就有这么一道考题，放在“老子是谁的爸爸”这道题后面，“春晚是不是春天的晚上”这道题前面。选项A是“微笑”，选项B是“引爆炸弹”，选项C是“就当没有看见”。如果你不幸选择了A，那么移民办公室会叫你滚回美帝去，如果选择了B，那么请回到伊拉克的怀抱，如果选择了C，那么，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为什么中国人总说自己是礼仪之邦呢？这里的礼仪是指“让奶奶或姥姥给孙子做免费保姆”的礼仪？“让领导先走”的礼仪？在形式各异的强奸面前保持沉默的“艺术”的礼仪？据说“孔子学院”已经开到了世界各地。我很想知道“孔子学院”里面都教授些什么课程，《如何抵制陌生人的微笑》这门课值多少学分。

    当然也有人对我微笑，那可是排山倒海、气势如虹、艳若桃花、绵绵不绝的微笑。它们分别来自于商场导购、小区物业办公室的收费人员、餐馆里的服务员以及“盼盼法式面包”广告里的蒋雯丽。

     我很想知道这种顽强地拒绝微笑的“传统”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的，这朵瑰丽的民族奇葩究竟是谁种下的，孔子？韩非子？汉武帝？朱元璋？蒋？毛？是谁塑造了那种足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表情？满脸的漠然，满眼的茫然，躲闪的目光，疑惧的神情。我认识的大多台湾同胞、香港同胞都没有这样的表情，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保存了我们更早的传统，还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

    去年年底在英国搬到新家时，一楼的一个英国老太太给我送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欢迎你搬进X社区”。为了走到三楼送这张卡片，这位已经93岁的老太太据说“走了十分钟”。另一个同一层楼的老太太，则给我买了一束鲜花。当然，根据我们“一切比我们更美好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真诚的”认识原理，这样的行动除了“伪善”，什么都不能说明。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早就超越了伪善，走向了赤裸裸的冷漠，赤裸裸的恶意，我们的冷漠和恶意如此真诚，我们直接把大楼盖成了豆腐渣！直接往牛奶里加三氯氰胺！直接把人锁在黑窑里当奴隶！瞧你们穿得人模狗样的，脱光了衣服最真诚！

    和150年来的很多中国人一样，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得花多少年才能赶超英美？在参观了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之后，我可以自信地说：5年没问题。在观察了一番我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和过程之后，我可以吞吞吐吐地说：也许50年？但是再凑近了，看到满城满街那样漠然茫然的表情时，我却完全没有了答案，唯有一身冷汗。在谈及“传统文明”的断裂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指向文革。但是在鲁迅笔下，那个远在文革之前的年代里，围观屠杀的人群就有那样的神情，“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将近100年过去了，这一堆人还是那一堆人。也许几千年来，从来就只有一堆人。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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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的尽头是同情心，马蒂奥和朱莉娅的尽头是尼古拉。

            《灿烂人生》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防暴警察马蒂奥的同事鲁伊奇被左翼示威者打成了瘫痪，马蒂奥在哥哥尼古拉家悲愤地说起这事，尼古拉的妻子朱莉娅，一个激进左翼分子，当时就不干了。

            “太糟了，你站在错误的一方。”

            “你肯定？那什么是正确的？穷人的一方算是正确的吗？”

            “对。”

            “鲁伊奇比你更懂什么叫贫穷。他是个穷人，把他打成植物人的人却不是。我们在这里吃蛋糕，他却躺在医院里。”

            “我受够了你的垃圾言论！”

            尼古拉只好出来调和：“请你们都别说了！”朱莉娅转身弹琴去了，马蒂奥调侃道：“你老婆不错”。尼古拉笑道：“你俩相处的也不错”。“她是那种永远正确的类型吧”。“嗯，跟你类型一样”。于是两人会心地笑了。

            《灿烂人生》里有好几个类似的情形：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最后以温情脉脉的谈笑收场。尼古拉的父母争吵时是这样。妹妹的婚礼上，尼古拉被解雇的工人好友和银行家好友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尼古拉父女在争论一个腐败官员是否值得同情时也是这样。对此女儿是这样解释的：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

            “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似乎道出了人世间喜剧和悲剧分叉的那个秘密。很多时候，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其实还是不够爱。另一些时候，你忙着轰轰烈烈地爱人类，却忘记了爱身边一个一个的人。

            马蒂奥和朱莉娅都未曾深入这个道理。他们都试图通过政治斗争的途径去改变身边的世界，结果发现政治斗争的前提是对真理的掌握，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确切地掌握了真理。朱莉娅在60年代的左翼运动中越来越激进，抛家弃子投奔了一个恐怖组织，从事暗杀工作，最后沦为阶下囚，世界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一些。马蒂奥终其一生都在和丑恶的制度作斗争，从僵死的考官到野蛮的精神病院，从等级森严的军队到黑幕重重的警察局，但他被碰得头破血流，在一个新年之夜，他迎着窗外绽放的烟花从阳台上纵身跳下。

            而朱莉娅的丈夫、马蒂奥的哥哥尼古拉则不同。他温和而不消极，明辨是非但不急于求成。改造世界对他来说不是将一个制度连根拔起，而是从给予身边的人一点一滴的温暖开始。佐珍，片中那个被精神病院非法电击的女孩，最后不是被左翼朱莉娅或者警察马蒂奥拯救，而是在尼古拉几十年的照看下慢慢恢复。当佐珍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时，他对她说：你每天来给我的植物浇水吧，它们需要你。

            如果说改造世界是一场龟兔赛跑的话，马蒂奥就是那个兔子，而尼古拉则是那个跑得慢却跑得远的乌龟。马蒂奥在不断的碰壁中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那样的耐心啊，在与可爱的姑娘美瑞娜相识之时，他这样自我介绍：我叫尼古拉。

            也许为我们的行为守卫底线的，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法律，而是尼古拉的考官所说的“同情心”。读书读到文革时某派怎样毒打某派或者纳粹集中营里的暴行时，我总是惊骇不已，因为这全都是假真理的名义。若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同情心的底线呢？一个政治、法律、宗教都无法突破的底线呢？也许人世的希望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问一句，发现真理又如何。

            该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片中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美好，美好却不虚假。我想导演真是个善良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柔情似水。他让激进的朱莉娅弹得一手好钢琴，让暴躁的马蒂奥成为一个书迷，让美瑞娜在失去马蒂奥之后得到儿子，让尼古拉在女儿离开后重新得到爱情。他端详、雕刻、安抚每一个辗转反侧的灵魂，让你觉得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正在变得更好，还会变得更好——只要你象尼古拉的父亲所提醒的那样，不放弃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发掘他们的动人之处：“你要让朱莉娅弹琴，告诉她她有多美好，你要说，朱莉娅，为我演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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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周的“央企凶猛”

2. 通钢改制之殇

     如果不算机会成本，国企真是欣欣向荣。 

     两则新闻貌似没有关系，但实际上相互呼应，还真是军民鱼水情。

   郎咸平老师估计很高兴。在“国退民进”的坟前哭哭啼啼了好几年，眼泪还没干呢，死人从棺材里坐了起来给他递手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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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写国内电视节目观后感的，结果写成了一个长篇回忆录，上年纪的人可能都这样，凡事不从30年前说起就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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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生中最急中生智的一刻可能是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那天我又在邻居杨丽丽家看了一晚上电视。先是杨丽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是她妹妹杨萍萍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杨爸爸杨妈妈杨奶奶全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只有我，一个人，6岁的邻居小朋友，还死皮赖脸地坐在他们家客厅的小板凳上，在黑暗中看着一闪一闪的屏幕，目不转睛地看完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电视都困了，深夜的屏幕上猝不及防地打出四个大字：谢谢收看。

            我只好恋恋不舍的回家去了，一边钻进被窝一边意犹未尽地回味着电视屏幕上的一切。这时候爸爸问我：你在杨丽丽家都看了什么电视片啊？我思绪翻滚，我想说我看了这个，我想说我看了那个，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些什么，于是脑子里灵光一闪，郑重地告诉爸爸：“谢谢收看”。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是相对贫困的，还有很多家庭买不起电视，造成很多家庭间的电视移民；第二，一个小朋友是先学会念字后学会理解它的含义的——她也许已经能够拼读谢谢收看四个字了，但是她不知道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像她被强迫背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但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第三，小时候的我，非常热爱看电视。

            后来通过我的两个小侄子，我看到了儿童看电视的那种眼神。那个闪亮的方盒子，像个在巫师一样在发功，而他们则被催眠了一样，灵魂一点一点被吸走。目不转睛、目不转睛、目不转睛。你往他们的左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右边一偏，你往他们右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左边一偏，甚至没工夫跟你交涉你所站的位置是否合理。动画片当然最好，但是古装电视剧也行，甚至经济台的生猪市场价格变动都能看得下去。啊，关键是整个美好世界在那个盒子里色彩缤纷地一闪、一闪、一闪。

            初中时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苍老的时候。那时候，为了学习，为了争当三好，为了传说中金灿灿的未来，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变态的哲学。灭人欲的表现之一当然是消灭一切恋爱的细菌，将一切男生给我抛的媚眼写的纸条以及我对一切男同学产生的情绪波动都毫不犹豫地扼杀在摇篮中，并踏上一万只脚；表现之二就是用非常严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穿着打扮。披头散发，是不行地。高跟鞋，那简直骇人听闻。超短裙？我30岁以前从来没有穿过！有一天王勇琴披着头发来上学，我当场质问她为什么不梳辫子，她说她中午洗的头发干不了，我简直气愤填膺，你就不能早点儿洗头吗或者晚点儿洗头吗你为什么要中午洗头呢，骗人！肯定是骗人的！

            啊，21世纪的青年们原谅我吧。那时候我想在一切动词前面加上“秋风扫落叶般地”这个状语，那时候我的床头还贴着一个小标语，叫“战胜自我”。一个少女被她所处的时代都给逼得在床头贴出“战胜自我”了，那不但是可原谅，甚至是可心疼的吧。

            “存天理、没人欲”的最重大表现就是不看电视。我不需要爸妈告诫我不要看电视，也没有学会用这件事作为砝码去讨价还价得到一些东西（真是太缺乏生意头脑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啪，落入书桌前。啪，开始看书做习题。啪啪啪，做完了一切变态题之后心满意足的睡去。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房间里《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笑傲江湖》、《六个梦》等经典电视剧在如泣如诉地上映。我虽然看不到，但我知道《星星知我心》那个感人的妈妈有5个小孩，分别叫秀秀，东东，弯弯，佩佩，彬彬，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佩佩”，因为她的名字用台湾腔念起来是那样的，佩——佩——另外我还知道它的主题曲是那样的：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啊，不对，那个是《昨夜星辰》。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变态哲学导致自己错失了多少东西。上大学以后，在别人都能够搞清楚刘雪华、林青霞、吕秀菱都演过谁谁谁以及萧峰令狐冲韦小宝都出现在哪部电视剧里时，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我就这样错过了通过电视剧接受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正确的恋爱观教育以及八荣八耻道德观教育的机会。

            上大学以后住宿舍，听电视都不可能了。我的电视时代就这样中断了，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一断就是八年。期间电视上再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每年寒暑假回去，隐约看到刘培、张国立、徐帆等人不停地在电视上晃。噢，对了，还有“小燕子”风暴。一群疯疯癫癫的男男女女穿着古装在电视上或发嗲或咆哮，对于当时已经暗暗自诩文化精英的我，真是风乍起，吹皱一身鸡皮疙瘩。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剧里一个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给劈了个窟窿，我就接近崩溃了。什么呀，不就是个“武林至尊”地位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电视剧了，这么多演员了，还没分出高下啊。别打了，都热兵器时代了，各个门派提高一下研发经费好不好。再说这些长衣飘飘的美男美女整天在山水田野——也就是江湖上——马不停蹄地奔跑，到处搞串联，不用上班啊，不用交税啊，福利国家啊。

            等到2000年末，在一个纽约的小公寓里再打开电视时，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不爱看电视了。外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不好看。美剧分为午间的和晚间的两类。午间的就是美式琼瑶剧——总有一个男青年的爸爸不是他亲爸爸，总有一个女青年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总有一个好人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总有一个坏人最后变成好人。晚间的电视剧就是美式武打剧——破案。每个城市，纽约，芝加哥，迈阿密，洛杉矶，都有自己的破案系列，每次节目都以发现一具尸体开始，以人民警察光荣破案终。当然了，美式破案剧比中式武打剧还是稍微人道一点：基本上没有考验神经的“嚎啕”片段，而中国的电视剧，无论武打剧家庭剧破案剧历史剧，都有阵发性嚎啕防不胜防地出现，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珠小珠落玉盘。不过，美剧在这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美式破案据里，基本上人人都胸有成竹，面无表情，语气冰冷，那些办案人员，人人都似乎见识过大世面，看到一具惨死的尸体，就象看到一块石头一样无动于衷。我就不信了，死成那样还面无表情？头给锯下来还给劈成了两半。装得很辛苦吧。

            让我恢复对电视爱好的，是发现了各类情景喜剧和脱口秀。好看的情景喜剧包括（排名分先后）：Seinfeld；That 70s Show；Will and Grace；Everybody Loves Raymond；Simpsons；Two and Half Man…排在最后的，就是那个最流行的Friends。有一个据说很好看的动画情景喜剧叫South Park，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怎么看到电视上演。最好看的脱口秀是Jay Leno和Connar O’Brien。还有几个据说很有名的脱口秀比如Stephen Colbert之类，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太左了，我这个反动派实在看不下去。老是抓着布什不放，既没有新意，又安全无比，柿子专找软的捏，太没劲了，有本事你骂奥巴马试试看！

            我之所以喜爱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是因为其中的对话特别聪明，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地聪明，那小机智小幽默，那线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杀，比乒乓球冠军决赛还好看。前一段有朋友给我发周立波的单口相声视频，说是特别好玩，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我看了之后，就觉得中国人真可怜，这不让说，那不让讲，一会儿有关部门很生气，一会儿广大群众很受伤，那么一点蹑手蹑脚的小玩笑，大家就迫不及待奔走相告了。

            到了英国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英国人的电视节目里几乎没有情景喜剧和脱口秀。而英国的电视剧真不好看，既没有中国式波澜壮阔的嚎啕，也没有美国式胸有成竹的紧凑，他们的故事无色无味无盐无糖——怎么说呢——好吧，我从来不能坚持连续看10分钟以上，所以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也有一两个类似脱口秀的节目，一群喜剧演员聚在一起损政治家、电影明星、体育明星。聪明也是真聪明，可是特别特别mean！连我这么邪恶的人，都看不下去。而且那些残酷的笑话，明显卖弄的成分大大超过了娱乐的成分，所以我不爱看。英式幽默比起美式幽默，那是要颜色深很多，如果说美式幽默是帮观众抓痒，英式幽默则是一把匕首飞过来，躲得过算你命大，躲不过算你倒霉。

            英国的电视节目相对好看的是纪录片和时政新闻。比如Paranoma，就是通过这个纪录片系列，我了解到日本的贫困阶层有多穷，中国的贩卖儿童业现状，苏丹的近况，联合国的腐败……时政新闻的好看之处在于，任何一个问题，主持人都会请正反两方表达意见，但是英国的国内政治，大多是鸡毛蒜皮的争执，正方反方似乎都是无聊方。

            好在还有《Friends》。我在英国的两年里，BBC 4+1在重放美剧《Friends》。这个曾经在我的排名中名列最后的情景喜剧，在与自己的竞争中，一举跃为第一名。每天晚上6-7点，Rachel, Phoebe, Monica, Ross, Joey, Chandler准时出现。6-7点大约是我每天回家的时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调到《Friends》。其实我也不总在看，有时候就是开着电视，让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公寓。此情此景说起来似乎有些凄凉：一个中年女人身在异乡，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公寓，她在厨房里切菜，电饭煲里的饭在滋滋冒气，空空的沙发对面，电视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出国时间长，对国内与时俱进的电视业发展已经无法追踪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汉武大帝》、《雍正王朝》、《新少林传奇》、《少年包青天》、《可爱的你》、《潜伏》……每年回家，发现嚎啕的还在嚎啕，劈大山的还在劈大山，韩剧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个喷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纸巾来。一个新现象是近几年突然涌现出很多歌颂“我军官兵”的电视剧。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歌颂暴力机器的电视剧呢，我想这个地球还有哪个国家把同胞互相残杀的悲剧拍摄成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呢，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电视里几乎从来不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群体性事件”但是所有电视台狂热报道日全食呢……我想啊想啊百思不得其解。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家的电视基本上永远是停留在中央二台，我不看电视剧不看综艺节目不看时政新闻就看看经济新闻总可以吧。经济频道好歹有时候还拉我的偶像任志强老师和买房消费者辩论辩论呢。当然有时候我也偷偷看看新闻联播，我主要是想研究研究我国的“领导排坐学”、“领导表情学”、“领导视察学”等领域近年有没有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堆家里没有电视的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有文化。作为文化人，他们很清高，而电视则是很低俗的东西，为了避免被低俗文化污染，于是他们毅然决然的放弃了电视。对此我很困惑：第一，他们家来客人又没话说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往哪里投放呢？第二，在他们怀疑人生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更倒霉的人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呢？第三，在他们想通过骂人来建立智力优越感的时候，怎样迅速找到大规模的傻叉呢？（画外音：网络……）第四，如果他们家里有孩子，他们怎样让正在哭闹的、特别粘人的、满地打滚的小朋友迅速消失恢复安静呢？啊，小朋友多么热爱看电视。至少有一个小朋友曾经如此。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仰望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良莠不分，来者不拒，坚持把所有的电视节目看了个底朝天，看到“谢谢收看”为止。她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当时，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南方周末》。 因为不让直接写公盟，写了个拐弯抹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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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话题。年初胡锦涛“不折腾”的呼吁话音刚落，我们就目睹了贵州德江事件，江苏宿迁拆迁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南康征税事件，郑州民办教师上访事件，山东东明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等，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了葫芦又泛起了瓢。

            “群体性事件”未必就是坏事，公众有诉求，诉求要表达，这在现代社会再正常不过，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举目四望，但凡相对开放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比如今年4月伦敦的20国峰会，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也就是一场有数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法国人更是“群体性事件”的忠实爱好者，动则罢工游行，已经成了其民族文化的一个特色。我今年3月去法国旅行，就赶上了一场群体性事件：凡尔赛宫的工作人员罢工，害得我大老远赶去，门都进不去。

            正是因此，一个正常的政府没必要“谈群体性事件色变”。很多群体性事件，只要是和平表达，不过是正常诉求表达的一种方式，比如重庆出租车罢运，郑州民办教师上访。正如人需要各种身体信号来告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从而调节饮食作息，政府也需要民众不断向其释放健康信号，进而调节其政策方向——群体性事件，就是民众向政府释放信号的方式之一。

            但近来群体性事件之频繁和烈度，却令人堪忧。宿迁事件中的打死人、瓮安事件中的烧楼、石首事件中的袭警、吉林通钢事件中的暴行……这些失控的暴力，都让人担心这些事件多大程度上是寻求对话，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泄愤而已。

            其实，民众正如政府，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正如政府里有人倾向于对话有人倾向于打压，民众里也有温和派和过激派——前者寻求以对话的方式表达诉求和解决问题，后者则往往隐身于集体之中施暴泄愤。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释放、聆听、对话那些来自民间的理性的声音，从而让那些打打杀杀的声音失去市场。

            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到一句古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今天我们的地方官员是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呢？往往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捂，一种是抚。因为想“捂”，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一出事就想方设法“防火防盗防记者”，所以我们能看到“越级上访是非法的”这样的大标语，所以竟还会发生一个地方政府派人到北京逮捕记者的劣行。比“捂”更文明的做法当然是安抚：比如瓮安和石首事件后，地方主要领导人被撤职；东明事件后，地方政府组织环保检测部门出面检验水质；出租车罢运之后，重庆政府启动对出租车行业的调研等等。

            这些安抚性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来看，它还仍然只是“授之以鱼”而已。它可以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真正要预防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反复重演，还需“授之以渔”，这里的“渔”是什么呢？就是允许民众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政府建立制度性对话。

            显然，对话的前提是存在对话双方。一方自然是国家权力机构，但是“另一方”是谁呢？遗憾的是，在几次大规模暴力型群体性事件中，在对话的“另一方”，我们都只看到黑压压的一片“群众”，他们往往无名无姓、无组织无纪律，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可以说，正是公民组织的匮乏，导致了群体性事件中对话的困难，恶化了群体中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大量的公民组织，政府不但能在自己和“黑压压的群众”之间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对话平台，从此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只要是一个组织，除非它以恐怖袭击为目的，它必然要考虑自己的声誉和持续发展，因此一般来说会克制成员的过激行为。只有当一群人可以迅速“人间蒸发”时，他们的行动往往才肆无忌惮，从而引发杀人放火的悲剧。正是因此，政府应当宽容那些温和理性的民间组织，因为它们不但可以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及时有序的释放“健康信号”，而且它可能成为民间声音温和化、理性化的一个机制。

            长期以来，一些官员习惯于将“生存权”和“自由表达权”对立起来，说什么“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而言论结社自由则是知识分子们的奢侈品，普通民众中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却说明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很多普通人正是要通过表达的权利去争取生存的利益。其实，无论政府还是民众，没人爱“折腾”，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出现，多半是因为缺乏制度性的对话机制而造成的诉求非制度性表达。与其“授之以鱼”，在矛盾爆发之后采取种种安抚性措施，不如“授之以渔”，宽容民间组织的存在，让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去可持续地与政府对话，在细水长流的互动中化解矛盾。如果说“鱼”是利益，那么“渔”就是权利。没有权利保障的利益诉求，就象碗里被施舍来的饭，吃了上顿很难保证还有没有下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