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耕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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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济、新结构的改革主线正在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而土地制度改革,有消息说也是9日开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涉及到的改革之一。如果新一轮流转改革在耕地流转、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环节有所进展,那么这将为下一阶段中国有质量的城镇化带来新的改革红利。围绕耕地流转改革红利,巴曙松[微博]表达了他的见解。

  记者: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农业现代化处于何种水平?目前流转水平如何?

  巴曙松:按照一般标准评估,目前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与英国、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的平均年差分别达151年、108年、60年、36年、33年。下一阶段,随着耕地流转规模扩大,中国农业现代化将加速推进。

  预计2020年,中国的家庭承包耕地将实现全流转,过去沿海发达省份的流转规模较大、速度较快;未来中西部粮食大省的耕地流转将显著加速。按照2011年的流转面积和流转增速简单框算,中国将于2020年前实现耕地全流转。目前流转水平最高的地方集中在沿海发达省市,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的流转面积占比居前列。从目前趋势看,下一阶段,中西部粮食大省推进耕地流转的速度较快、潜力更大。

  记者: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粮食生产至关重要,耕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有何影响?

  巴曙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粮食作物利润率偏低,越是发达省市,越是更多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或者利用现代技术条件发展有机农场、休闲农业等。耕地流转之后,尽管中西部省市用于种粮的比例较高,平均可达60%以上,但是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投入产出比差距仍然较大的条件下,种植经济作物的每亩净利润以及净利润率都要高于粮食,因此,种粮比重下降将是一种可以预见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预计蔬菜、果园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将继续维持较大幅度的增长。原则上,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收益必然趋向均等,如果市场信息充分,不存在价格干预,则价差必不能长久。因此,如果经济作物对粮食作物的替代规模逐步扩大,一个自然的结果可能是粮价倒逼式上涨。

  记者:耕地流转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巴曙松:规模经营的潜在结果可能不是农药化肥使用密度的增加,也不是单产的提高,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扩张、成本的下降和质量的提升。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的农作物单产仅仅低于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英国和日本,远远高于印度和巴西,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倍;规模种植本身不仅难以增加,甚至有可能减小单产。中国的化肥使用密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远远高于美国和英国,规模经营并不会带来农资使用总量的增加,但是会带来使用结构的变化,如生物农药和有机肥料的需求量会结构性增加。规模经营的关键是通过生产和管理方式的机械化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1%、美国的20%、世界平均水平的50%,提升空间较大,尤其是收割领域。

  记者:规模经营必然释放劳动力,其对就业有什么影响,如何解决?

  巴曙松:规模经营所释放的劳动力需要农业现代化所产生的就业池

  来吸收。某种程度上,农业现代化可区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农业生产和管理方式的现代化,这里的关键是规模经营;其二是农业工业化,这里的关键是立足于农产品(8.31,0.07,0.85%)从事简单和深加工,提升和延展产业链。将规模经营和农业工业化联接起来的内在机制是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渠道,规模经营意味着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而农业工业化则可以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池。关于这一点,参考发达国家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约计0.6的匹配率以及过去10年中国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速度,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农业产值比重将下降到8%左右,如果届时农业规模经营使得就业比重达到0.6的匹配水平,即13%的农业就业比重;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中,约有超过30%的比重为50岁以上的人口(即全国总就业人口的10%左右),2020年之前,这些人口将逐步退出就业池;考虑到农业吸纳能力和就业池退出人口,规模经营释放的农村劳动力或潜在的就业缺口为12%;原则上,这个就业缺口可以通过农业工业化部分解决,但是从中长期趋势来看,食品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呈下降态势,换而言之,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食品生产及其产值在GDP中的比例存在一个上限约束。尽管中国的农业工业化尚处于加速阶段,但未来最终会碰到这个上限。因此,仅仅通过农业工业化可能也无法完全弥补就业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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