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南方周末》

6月的稿子7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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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后面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冲突中丧生。直到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罪犯巧妙地抹去。那些生命好像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2010年6月15号，英国首相卡梅隆在议会下院宣布了报告结果，并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

    他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隆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现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耻。所以对历史的反思是恢复其复杂性，让所有的经历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可马虎，也不可能“宜粗不宜细”。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却可能寸步难行一样，正义也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话来说，凡事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没有“说法”的世界是一个鸵鸟的世界，把头埋到沙子里，3年后，30年后，300年后，过去的它还是不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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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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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培站在大海边，远远一个背影。他刚读完凯撒的来信，信中的内容很不祥：凯撒拒绝了停战提议，一定要对落荒而逃的庞培穷追不舍，直到把他的人马赶尽杀绝为止。庞培握着手中的信笺，一时茫然无措，转过身，对跪在海滩上的信使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一定很高兴吧？你，一个奴隶，不需要意志，不需要做决定，象水中的一块浮木，该是多么惬意……

    《罗马帝国》是我出国十年来完整看下来的唯一一部外国电视连续剧。这个长达22集的电视剧看下来，仔细回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竟然是上面这个对剧情无足轻重的画面。一个世界上头号强国的国君，站在大海边，对着一个一无所有的奴隶，表达他的嫉妒。

    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曾深深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呢？那简直是世界上职业风险最高的工种，危险系数肯定高于矿工、赛车手或者拳击运动员。南梁皇帝萧衍被活活饿死，宗钦宗被马踩死，隋帝杨广被绞死，北魏帝元诩被亲生母亲毒死……可以说死法五花八门推陈出新。我想没学过统计知识可真是害死人，不然这些皇帝应该知道以下悲惨的数据：据说中国历史中生卒年月可考的皇帝平均年龄只有39岁，刨去新生儿死亡率不算的话，比普通人平均寿命要低18岁，而且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普通人。

    当然高风险也伴随着高收益。当了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饭桌上佳肴百味，但是说真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胃，他能吃掉多少东西呢？一个男人也只有一个性器官，他又能睡多少美女？同治皇帝勇于在床上挑战自我，结果死在了梅毒上，可见睡女人这事，也不是多多益善。至于美味佳肴，我们知道，吃多了鸡鸭鱼肉会血脂升高搞不好会还会弄出冠心病，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毅力去跑跑步机。

    在反思集权体制时，我们惯常的思路往往是它如何为害民众，却很少想到专制者本身往往也是受害者之一。在《罗马帝国》里，想独霸执政官权的庞培被前部下割下头颅，叛乱即位的凯撒被布鲁图斯杀死在元老院里，一心想成为第一夫人的阿提娅被所有的男人背叛，三巨头之一安东尼被被逼自杀，工于心计的埃及艳后成为屋大维的阶下囚……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像个爱恶作剧的孩子，而权力是伊甸园里的苹果，亚当和夏娃们不断地向它伸出手去，等他们几乎要够着它时，上帝突然把苹果给抽开去。于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被诱惑的人一个个栽下天堂去。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传说中的辩证法，简洁又生硬。

    据说著名贪官胡长清临刑前曾感慨，如果我们早点放开新闻监督，也许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当然不是所有贪官都象他这样倒霉，他们吃了无数鸡鸭鱼肉睡了无数女人还在吃鸡鸭鱼肉还在睡女人还将吃鸡鸭鱼肉还将睡女人，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算不是他们自己还，也将是他们的重子重孙还。崇祯在树上吊死时，也许至死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Well，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问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去。戈尔巴乔夫倒台时，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救国救民的一片苦心为何换来如此下场，对不起，老先生，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积重难返”。

    我常常觉得佛教有它的科学性，它讲因果，讲报应，讲积德与积怨。当然它没用科学的语言来讲，但道理却未必经不起检验。很难想象一个人终日鸡鸭鱼肉而能够做到血脂如常，或者睡女三千仍然健壮如牛。怀抱权力就象怀抱一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游戏中，总有一个最后接到炸弹的倒霉蛋。

    去年国内有本卖得挺火的官场小说《苍黄》。读了之后我简直对基层官员产生由衷同情。我想做官真累啊， 今天要组织截访，明天要组织删贴，后天要暗算某人，大后天要被某人暗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权力几乎就是个负担。我想我要是书中的县长局长主任什么的，肯定无比悲怆，不就是多吃几口肉多睡几个女人嘛，活得如此心力交瘁草木皆兵过街老鼠，这事到底划不划算。

    但我最感同情的还是清末的光绪。他甚至没有选择去追逐权力，而只是被权力选择。孤单的少年，坐在空旷皇宫的巨大座椅上，徒劳地守卫一个空心帝国。小小年纪要凌晨四点起床，要读枯燥的诗书，要严守礼仪，要忧国忧民……100多年后，他应该是大街上一个穿耐克鞋听ipod的孩子，但是他不幸生在了100年前的爱新觉罗家庭。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当年的庞培注视那个信使一样注视过宫中的太监，想：若我能像他一样成为水中的浮木，该是何等的惬意。我想世上大约没有谁比那些身处权力顶峰的人更懂得权力的悲剧，但这只能是他们无处言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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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不时有小朋友问我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正好《南方周末》约写一篇个人读书体验，算是一并作答。可算经验，也可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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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仍然记得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的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译本，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极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在那坐两个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Henry James到Octavia Paz，经常有读着读着就有把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上面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当下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其实肖邦也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周杰伦嘛。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Prezworski, Inglehart, 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印度简史》、《小议台湾土改》、《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栏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Matrix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象韦伯所说的那样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读很多更严谨、更扎实、更细化的经验研究作品，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东西呢？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自从我的阅读品味大幅度“堕落”之后，我发现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以前是我在使劲拉着一辆马车试图走出泥沼，而现在则是儿童辨识动植物的大自然之旅。如果我很关心“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可能会去读马克思、读卢梭、读施密特，现在我则会去读有关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政治竞选捐款的来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议题媒体曝光度和总统的态度韧性等等书、文章或甚至新闻报道。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它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那些虽宏大但浮空的判断要有力量的多。

    所以我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录让你枕着它睡大觉。振聋发聩的东西，我一向觉得可疑。

    所以我推荐的这几本书大多未必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名著，但多是经验研究，都在不同时期给过我重要的启迪。《Thought Reform and Psychology of Totalism》、《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分别是我觉得中英文世界最好的中国革命研究著作；《Polyarchy》《Populism against Liberalism》《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s and Democracy》是几本研究民主制度的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民主，而不是作为抽象理念的民主，对我影响都很大——对其中的观点，我不一定都同意，但是其中的思路，都让我很开眼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基本上是当作恐怖小说来读的，因为当真几乎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让我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豁然开朗之感；《牛鬼蛇神录》和《The Whisperers》分别是从个体的角度回忆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史，我相信如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代青少年都能读这两本书，人类的未来将会避免无数悲剧；《Why Globalization Works》《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分别是讨论当代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并且在各自领域——在我看来——最好的书，在一个“打倒新自由主义”已经称为中外知识界时尚的世界里，Martin Wolf基本上是在说：在喊“狼来了”之前，先看看那匹狼真的是狼吗？而黄亚生则是在说：在为中国模式倾倒之前，请让我们先透析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月亮和六便士》《Fountainhead》这两本是我喜爱的小说，其主题其实很像，小说里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都是：如果得到自我的代价是失去全世界，那么我不介意把指甲缝里的这个“全世界”给剔掉。

    正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因此需要补充的营养元素不同，我的推荐书目的阅读经验未必适合其他人。我想说的只是，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将你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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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涉书目：

    Robert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Psychology of Totalism， University of N. Carolina Press, 1989 edition (罗伯特·立夫顿 《思想改造和全权主义心理》，北卡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Robert Dahl, Polyarchy，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罗伯特·达尔 《多元政体》，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1)

    Bryan Caplan， 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幻象》，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7)

    William Riker， Populism against Liberalism，  Waveland Pr Inc, 1988 (威廉·莱克 《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威乌兰德出版社，1988)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罗纳德·英格里哈特，克里斯汀·威尔泽 《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

    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8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enguin, 2007 edition （奥兰多·费吉斯 《耳语者》，企鹅出版社 2007年版）

    Martin Wolf，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dition （马丁·沃尔夫 《为什么全球化是好事》，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Yasheng Hua，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黄亚生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8）

    William Maugham， Moon and the Sixpence， Vintage, 2008 edition （威廉·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温蒂奇出版社，2008年版）

    Ayn Rand， Fountainhead， Penguin, 2007 edition (安·兰德 《源泉》，企鹅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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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写了n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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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名叫张三。张三有段时间吃喝无度，加上市场上垃圾食品又多，吃完了蹭蹭蹭地发胖，胖到了体重血脂血糖都严重超标的程度。这时候医生说了，你再不减肥就危险了，而要减肥就得少吃饭多运动，这样吧，我给你开个食谱。张三把食谱拿过来一看，上面基本只有蔬菜粗粮和水果，其它的诸如肉类和细粮都给大大压缩，于是他气不打一处来，大骂医生：你这个坏蛋，你想把我给饿死是吧？！我以前每天吃一斤肉，现在每天只能吃一两，肯定会饿得头晕眼花，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看出这个张三的逻辑问题出在哪吗？ 他把医生的减肥食谱，而不是他自己以前的饮食无度，看作他挨饿痛苦的根源。

    前几天看到电视上希腊民众风起云涌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在债务危机的情形下削减开支，其中的极端分子甚至杀人放火，我不禁想起了上面这个情形里的张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式福利国家，与“美式自由主义”相对照，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更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美国的公共开支模式表明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但是欧洲福利模式，一般来说主张更大的公共部门和开支，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多的休假时间，更多的劳工保护法令和更高的税收等等。于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福利模式中，希腊的“地中海式田园生活”就不足为奇了：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他们的铁饭碗，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七个月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下班。对了，希腊的预算有一半用于支付公共部门雇员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共雇员占人口的比例是英国的五倍。

    这种田园式福利生活如此诗情画意，简直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但是，过于美好的事物总是令人生疑：如此惬意的生活，谁来买单呢？希腊政府和人民东张西望，想到了一个字：借。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借款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有一天世界人民惊闻希腊政府预算赤字高达GDP13.6%、政府总债务则占GDP115%。

    借钱迟早要还。随着几笔主要贷款的逐步到期，希腊人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赖账不还——但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以及投资者纷纷溃逃希腊，从而造成经济萧条，福利国家由此萎缩；要么就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盟的贷款，但条件是削减公共开支，福利国家由此萎缩。就是说，希腊人必须在“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之间做出选择。即，希腊人没有选择。

    且慢，希腊人还有选择。“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勒紧谁的裤腰带。金融危机和资本外逃伤害的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而削减开支伤害的首先是公共部门，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政策的受益或者受损对象比较集中，他们组织起来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是我们看到希腊街头风起云涌的抗议示威的原因。在政府表示愿意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接受欧盟－IMF贷款之后，示威者的抗议口号往往是：“凭什么让工人为银行家买单？！”但领取丰厚养老金、一年领14个月工资的好像不仅仅是银行家。虽然“工会”、“公共部门”这种词似乎总是和天然的正义感联系在一起，但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政治体系里，它们也仅仅是利益集团之一而已。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福利给砍去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为了集团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特权当作人权，好像也不用嗓门大得这么吓人。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问题只是欧美各国福利国家病的冰山一角。虽然希腊在债务问题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美国也紧跟其后。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左右，而人口的老龄化和福利的泛化则可能使这一债务进一步加剧。量入为出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将福利视为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体责任的文化已经使很多人失去了这种朴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胖子的问题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医生的减肥食谱。

    当然对欧美的债务病也不必过于担忧。民众并非铁板一块，更非蛮不讲理。英国大选中，三个主流政党都允诺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削减赤字。就是希腊，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另一边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民众认为IMF－欧盟的救助方案势在必行，而推动该方案的希腊总理支持率仍高达60%。美国前总统福特曾说过：“一个大到能给你一切的政府，势必也大到能拿走你的一切”，想必在假日海滩上晒久了太阳的欧洲人，也会逐渐琢磨出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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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快三年，还没有好好写过剑桥，正好《生活》约稿写“旅居生活”，就写了这篇。因为很快要离开了，也算是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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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个朋友家的聚会上，我和一位英国老先生有过一场小辩论。

    我说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保留Mill Road上的那些老房子。“如果是保护国王学院、三一学院之类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历史悠久建筑壮观，但是Mill Road一带的房子，说新不新，说老不老，低矮破旧，看上去象贫民窟一样，有什么保留价值呢？”

    “我觉得保护历史遗产很重要，你们中国的建筑遗产破坏得太厉害了。”他说。

    “但是历史遗产也要有选择地保留吧。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快，一个以前10万人的城市变成1000万人，如果不把一些老房子拆掉盖高楼，那990万人住到哪里去呢？剑桥房价也高，如果有选择的拆掉一些盖楼，可以缓解房价吧。”

    “我主张保护建筑遗产，是主张保留一个活的历史，所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应该保留，除了那些宏伟建筑，普通人生活过的房子、街道也值得保留，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2.

    “活的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形容剑桥给人的印象。

    第一次到剑桥时，我的感觉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琥珀。

    世上有很多历史名城，但在我去过的历史名城中，没有哪个城市的历史感象剑桥这样“活生生”。大多数古城里，无非是有几个收门票的历史建筑，人们跟着旅行团从大巴上一拥而下，咔嚓咔嚓照一堆相，然后再一拥而上回到大巴一去不返。这个情境里的历史，象一头被阉割的野兽，完全没有脾气，默默地蹲在游人相片的背景里打盹，游人看不到这头困兽瞳孔里曾经辽阔的草原，它也懒得去理会这些游人东张西望却注定一无所获的眼神。

    但是剑桥不同。15世纪盖的图书馆现在可能还有学生在里面看书，16世纪的餐厅还有厨师在里面懒洋洋地做羊角面包，一堆自行车若无其事地靠在17世纪的墙上，学生透过宿舍窗户看到的那颗树和18世纪的某个学生看到的一摸一样，而如果你在一个下雨的黄昏走在Trinity Lane的石板路上，会疑心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拜伦。

    历史在这里如此稀松平常，你不需要用照相机去捕捉它。野兽就在它自己的草原上奔跑，而你，这无数代人中某一代中的某一个，不过是它奔跑中来不及看清并被远远甩在后面的一只昆虫而已。

3.

    我对剑桥适应的速度有些让自己吃惊。07年来剑桥之前，我生活一个几乎和剑桥截然相反的城市——纽约。纽约人声鼎沸、应有尽有、像个巨大机器一样日夜轰鸣。在纽约的6、7年里，我挤人山人海的地铁，去迷宫一样庞大的卡内基艺术中心看演出，去摩肩接踵的第五大道买打折衣服，去餐馆林立的中国城吃广东海鲜——

    然后我到了一个下午5点大多数咖啡馆就关门了、马路窄得刚够一辆车通过、一年365天大约有265天或阴或雨的小镇。

    几乎没有觉得不适应呢。还是，连不适应都可以适应呢？

    每次下雨，同事都会叹息：“Terrible weather!”我也叹息：“Terrible weather!”

    现在我坦白，我其实非常喜爱雨天，觉得每次下雨都是一场免费音乐会。

    有一次我很晚下班，走在深夜的街上，走到Hill’s road和Lensfield road交界处。雨中的大街几乎空无一人，但是无数红绿灯仍然在勤勉地交替闪烁，街角的教堂边上有一个雕塑，一个瘦长的少年，张开双臂，抬头仰望天空。我想我真热爱这深夜的大街啊，它和白天如此不同，好像一个成人变回了一个婴儿，好像一个密封的房子突然被风吹开了一扇门。

4.

    也有始终无法适应的，就是漫长幽暗的冬天。

    这里的冬天不算太冷，但由于纬度高，冬天天黑得早，最早的时候下午三点半左右天就开始变黑。对此英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成群结伙地去“pub”喝酒。但是对于在这里无亲无故、又不喝酒的人，该怎么办呢？

    没办法，熬。像16世纪的航海家熬过大西洋一样熬过冬天。

    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窗户，对着一条小马路，小马路对面是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墙。夏天的时候，墙上阳光灿烂，叮咚作响，但从九月开始，太阳开始冬眠，缩回去的时间就越来越早。这样的灰暗的冬天，与其说让人抑郁，不如说让人心慌，仿佛下楼的时候，窄窄的楼道上出现一个老太太，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挪，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跟在后面抓耳挠腮。

    难怪在剑桥期间，我读书听音乐看电影的热情史无前例地高涨。

    没办法，一整个大西洋呢。

    经常我家里同时打开着好几本书：厕所里一本政治哲学书，床头一本非洲政治书，客厅里一本《外交季刊》，餐桌上一本英国历史，门厅里一本建筑史……我无亲无故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车水马龙起来的。我和自己的关系由此也从愤恨、厮打、打累了各自坐在角落里气喘吁吁走向了和解乃至同舟共济。

5.

    我一个英国学生问我：你对英国的感受如何？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说：一样啊，和我想象的一样缓慢、阴郁和沉闷。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

    当然也不完全是玩笑。

    若干年后，等我回忆自己在剑桥的日子时，回忆到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在一个幽暗的会议大厅里，50个穿着黑袍子的博士们，开着一个叫Governing Body Meeting的学院会议，大家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一张名人捐赠的桌子该放在哪里，有的说图书馆，有的说餐厅，有的说校长办公室，而我坐在一旁昏昏欲睡。

    真的，一张桌子的摆放位置，需要50个博士花上半个小时讨论吗？

    我几乎都要因此反思过度民主的弊端了。

    严肃地对待小事，是剑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也许这是英国文化的特色，也许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剩下小事可讨论的结果。中国报纸的头条可能是本市领导又引进了一个几十亿元的工业项目，但是剑桥报纸上的头条，很可能只是当地的立委倡议把某条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

    这种认真对待小事的态度，也反映在教育上。比如，中国或美国任课老师大笔一挥可以决定学生成绩的情况，而剑桥大学改本科生的考卷实行双向匿名（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改他的考卷，老师也不知道他改的是哪个学生考卷），而且每份考卷两个老师改，如果两个老师给分相差太大，还要引入第三个人做裁判。

    作为一个老师，这样的规则是烦不胜烦的。作为一个学生，这样的规则则是可喜可贺的。

    仔细想来，这样的较真精神，真的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条件吗？ 一个学校的老师认真地对待学生，需要花费多少GDP呢？还是只需要一种“认真对待权利”的精神？每次看到有人用经济不发达来为很多中国人不排队、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则来辩护时，我就想，人均GDP到底和随地吐痰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他妈的什么关系呢？

6.

    我问一个学生，你觉得英国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排队。

    英国人对规则和秩序的尊重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剑桥由于马路窄，开车易堵，所以多数人市内交通靠自行车。就如何安全骑车的问题，有很多交通规则，比如要带头盔，晚上要开自行车前后灯，更不用说要老老实实等红绿灯了。我开始以为戴头盔这样的规定，也就是纸上写写而已，我自己反正是不会为了安全骑车而买头盔的。

    但我惊奇地发现，早上去学校的路上，有一半左右的骑车者都真的戴头盔。我还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装自行车灯并在晚上打开。有一回我的后车灯坏了，还被一个后面的人吼了一声。

    我以前回家的路上，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一个行人交通灯，还有一个汽车交通灯，绿灯亮时行人灯先亮，过5秒钟左右汽车绿灯亮。自行车属于模糊地带，可以跟着行人走，也可以跟着汽车走。我发现，总有一批骑自行车的人，无论如何要等着汽车绿灯亮了之后再过路口——尽管自行车道和行人道相互平行，根本不冲突，尽管交叉街道的红灯早就亮了，他们过马路是完全安全的。有一回我在行人绿灯亮了之后蹬车过去，又被后面一个人给吼了一声：“你这样骑车是不对的！”

    我心想真是多管闲事，给你送北京去，你一辈子也别想过马路了。

    当然同时也感慨，法治精神发源于这个国家，一点也不奇怪。

    基本上要预测一个国家的民主质量，统计一下有多少人爱闯红灯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变量。一个有很多国民不但不闯红灯、行人绿灯亮了还不够还非要等汽车绿灯亮才发动自行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那是非常地不奇怪的。

7.

     说到对文明的贡献，剑桥大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就是它产出过的科学家了。牛顿，达尔文，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图林，发现DNA结构的Crick和Waston，写《时间简史》的霍金……以及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来的科学家们。

     话说也是剑桥校友的李约瑟同学曾经提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

    我想这事难道很费解吗？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与北京的国子监成立时间大致相当。问题是各自都在教什么呢？中世纪剑桥大学的课程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国子监呢？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你说，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那摇头晃脑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关于这个浩瀚世界的知识缩减为“人际关系学”时，人家从逻辑、从几何、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出发，抵达现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识，有什么奇怪吗？如果牛顿出生在中国，20岁的他，冥思苦想为什么苹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空中飞并把这个困惑告诉他人时，他爸爸会不会一巴掌扇过去，说：你吃饱了撑的是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不赶紧讨个老婆去！

    我以前在国内读研上课时，可怜的老师时不时被学生这样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能不能教点对我们找工作有帮助的东西？

    我很想知道当年牛顿讲授重力原理和月亮轨迹时，是不是也有一帮这么讨厌的人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而如果有人这样问，牛顿会不会反问：难道仅仅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还不够吗？

8.

     虽然剑桥对政治和人文领域的贡献不象科学领域那么璀璨，但也不乏重量级历史人物。话说一位叫罗素的老师，由于长期受到一位叫王小波的同学追捧而享誉中国，但罗素似乎并不是剑桥人文领域里最出色的。他的一个学生曾经在论文答辩会上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看懂我的论文的”。那位同学名叫维特根斯坦，是个终生一惊一乍的drama queen。

    另一位令罗素战战兢兢的剑桥校友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老师曾经这样评价凯恩斯，“每次我和他辩论的时候都胆战心惊，因为大多数时候和他辩论都是自取其辱。”

    当然另一位老师又对凯恩斯不服，他既不是剑桥的老师也不是剑桥的学生，但是他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二战时撤到了剑桥，而他正好在此期间写了一本很牛的书叫《通向奴役之路》。为什么说这本书牛呢？它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凯恩斯的，但凯恩斯对它这样评价：“无论道德上还是哲学上，我都对这本书完全赞同，不仅赞同，而且深受打动。”好吧，地球人都知道，那位老师名叫哈耶克。

    往远里说还有更多的传奇。1805年，一位同学来剑桥上大学，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剑桥，觉得它是酒鬼和流氓出没之地。“我找到一个新朋友了，世上最可爱的朋友”，1807年他给朋友写信道，“一头驯化了的熊，我把它带到了这里。他们问我带它来干嘛，我说，要不给它一个教职吧。”这位猛男，名叫拜伦。

    更大的猛男是1615年到这里来上学的。N年之后，他看当时的国王很不顺眼，便伙同其它议会成员把该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又过了N年，国王的儿子复辟了，又把该猛男的尸体从坟里挖了出来，头骨取下，插在一个竹竿上示众多年。后来几经周折，该头骨1960年被送回了剑桥大学，埋在Sidney Sussex学院。该猛男，众所周知，是改变英国历史的克伦威尔。

    历史悠久，换个说法，就是八卦资源极大丰富。

9.

    有一天我家网络坏了，就去学院餐厅上网。那时候早就过了晚饭时间，但是有两个吃完饭的女孩没走，一直在那聊天，主题是反恐战争和英国的穆斯林移民问题，两人越说越大声，一个多小时还没说完。我一边为不能清净上网而心烦意乱，一边又忍不住感慨：我在剑桥中餐馆吃饭时，从来没有听到过旁边的中国大学生如此激情洋溢地讨论公共事务，都是新世纪新青年，怎么会如此不同呢？

    当然我也见过激情洋溢的中国学生。一个在这边读高中的中国女孩，报考我们学院。面试的时候，但见她反应如秦刚般敏捷，言语如姜瑜般犀利，“中国迅速地摆脱了经济危机，表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反华份子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每年我还能读到很多这样的来自中国的本科硕士博士申请材料。他们有一套战无不胜的语言和逻辑体系，充满了信念，却丝毫没有困惑。

    但是没有困惑的青春是多么荒凉啊。

    教三年书下来，我发现最好的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充满好奇心。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你，更重要的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自己。他们最开始跟你讨论问题，也许会从某个作者在某本书里说过什么开始，但最后总是慢慢地转向经验世界中的问题本身，以此来反思理论的合理性。

    “我决定开始学印地语”，一个学生最近告诉我。

    我吓了一跳，问：为什么呀？

    “因为我以后想研究东印度公司，学印地语有帮助。”

    “可是东印度公司的材料都是英文的吧。”

    “印度方面应该也有印地语的材料。”

    我得承认，一想到以后我回国了很可能再也碰不到了这种仅仅为了搞懂一个问题而去学一种相对生僻语言的学生，便感到颇有些难过。

10.

    在这个琥珀之城，我最喜爱的，是它的墙。

    各种各样的墙。有19世纪经典的红砖墙，有哥特式教堂阴森的大理石墙，有小碎石拼贴起来的小围墙……最不好看的是那种黄中带绿的砖墙，看着脏兮兮的；最好看的是17、18世纪左右翻修的一批学院外墙，大块石料，简洁硬朗，原来大约是米白色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变为斑驳的古铜色。不单是颜色，还有光泽，质地，和被时间的小火慢慢炖出来的醇厚气息。

    我在剑桥经历过的最动人一刻，是有一次开学术会议，开到一半溜出来散心的片刻。走廊一边是个大玻璃窗，窗户对着一个中古庭院，院子里是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在雨中晶莹透亮，雨声的背后是庭院一角的钢琴声。我趴在窗前，想， 这个弹琴的人，应该是一个14世纪的少女，穿白裙子，金色的头发，白血病人，还没得及爱过就已经死去。继而觉得时间也许从来就是静止的，旋转的只是我们这些从黑暗中来到黑暗中去的人。

    去年是剑桥建校800周年。800年，在中国有宋元明清，在英国有帝国兴衰。其间无数帝王将相叱诧风云，无数战士血战沙场，无数文人奋笔疾书，如今他们都纷纷歇菜了，唯有这个小河边上的大学城依然生机盎然。他们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剑桥大学这个宴席吃了800年还是灯火通明。

    8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一项是组织剑桥的800个师生给100年后的剑桥师生写信，我看到这个新闻时不免惊叹，好家伙，时间单位都是以百年记的。但转念一想，人家已经悠哉游哉地度过了800年，再折腾个800年也不稀奇。可惜没人让我给百年之后的剑桥学生写信，不然我会像金圣叹老先生那样务实，告知100年后某个懵懂无知的孩子：“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滋味”，对了，Mill Road上那家韩国店的豆腐，比旁边那家广东店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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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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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年英国大选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三次电视辩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个候选人都展示出对自己的、对方的政策细节的深入了解，“摆事实，讲道理”，几乎没有任何人身攻击，或者假大空的口号，或者引用经典诗句来煽情，就是把彼此的每一项政策——比如，金融改革政策，移民政策，收入税政策——拆开、打散、揉碎，仔仔细细检视，我觉得这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我看第三场辩论之前刚好看了一个关于塞拉利昂的电影“血钻”，在那个电影里，塞拉利昂各个政治派系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支，谁野蛮谁得势，平民在枪林弹雨的夹缝中求生存，你把这一幕和竞选辩论的一幕结合起来看，就会意识到人类学会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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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次自由民主党领袖民意支持率飙升让很多人都觉得挺激动，甚至中国国内也在关注——在英国这种经典的两党轮流制国家，似乎终于有一股新的力量要出现了。可尽管人气急升，自民党看样子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好处，议席恐与以往持平，这除了是受制于选区划分因素和"简单多数票当选"制度，你觉得其中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自民党并不是“一股新的力量”，它从80年代以来一直是英国非常重要的第三党。如果把它的前身自由党历史算进去，它就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了。

自民党Nick Clegg支持率一度飙升，跟他的“反体制”姿态有关，这与民众对现有两党的不满相契合，加上Clegg形象年轻英俊，比较“抢镜头”。从最后的选举结果来看，自民党的投票支持率没有多少提高（比05年大选只提高了1%左右），议席则不升反降（降了5个），所以Clegg的风光有点昙花一现。的确，“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的确会造成对第三党的歧视（23%的投票支持率却导致8.8%的席位），但另一方面，Clegg热的迅速降温也说明选民的成熟：如果一次电视辩论就可以改变很多民众的政治立场，那这些民众也太轻浮善变了，这是选举还是追星？所以最后Clegg没有因为一两次电视表现而成为黑马，我觉得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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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到对政治冷漠，为什么在民主制度成熟、社会福利完备、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民众对于选举政治却普遍感到疲惫甚至厌倦？仅仅是因为社会太稳定、政治太稳定了，以至于很多选民觉得让谁上台都差不多吗?

发达欧洲国家里民众普遍厌倦、怀疑政治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政治体系的确出了问题，让民众愤怒。比如去年英国的议员报销案事件，虽然对于大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点“腐败”简直不是腐败，但是对于习惯于清廉政治的英国民众来说，他们非常愤怒；第二，政治文明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不需要”关心政治了——虽然各个政党表面上吵得热火朝天，但实际上它们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而且这种共性并不是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它恰恰是基于各个政党对主流民意的遵从——谁也不可能去挑战“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谁也不可能说“银行体系不需要改革”，谁也不可能说“穆斯林通通滚出英国”——一个叫“英国民族党”的小党这样说了，结果就是它不但一个议席都拿不到，而且它走到哪就被嘘到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冷漠可能恰恰是政治信任的一个表现，因为民众知道政治家们“胡来”的可能性很小；第三，社会的发展会促进公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由于这种批判精神，所以往往越是发达国家，民众越“满腹牢骚”——其实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往往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比真正的底层更“满腹牢骚”，道理是一样的：教育和财富培养个体的批判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政治的厌倦和怀疑不一定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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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个政党候选人对我说，他很不满英国“政治高度媒体化、媒体高度政治化”的现状。的确，以这次选举来看，英国媒体前所未有地高度参与，特别是有影响力的纸媒，纷纷亮明自己支持的政党并公开鼓动读者支持，而且大多数站队到保守党一边，媒体的角色更多是在反映民意呢还是在引导民意？你怎么看媒体和政治之间所应该保持的合适关系？

我觉得这位候选人的批判有点奇怪。媒体不参与议政那它天天干什么？报道贝克汉姆又在哪里买了房子、温丝莱特在奥斯卡上穿了什么才是媒体的“正业”？媒体的职责就是把大选中最重大的议题从各个角度呈现出去，当然前提是媒体的多元性——比如《卫报》支持自民党，《泰晤士报》支持保守党。媒体今年支持保守党的多一些，但这是因为工党过去5年政绩不佳，以往媒体支持工党的还是很多的。媒体当然可以引导民意，只要它以有理有据的方式来表述。在我看到的英国媒体“表态”文章里，都绝不是什么“鼓动”民意，而是有详尽的论述论证来支持其“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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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如何评价网络社交媒体对民主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的影响？

这个问题不是特别清楚。网络使政治动员变得便捷很多，似乎也仅此而已。另外，网络社交部落的主要群体是年轻人，而年轻人普遍倾向于“自由左翼”的政治立场，可能网络的普及对于“自由左翼”的政党（比如自民党）有点帮助，但这只是一个猜测。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只有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里，网络的政治意义才会格外重大。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里，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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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电视直播辩论让政治变得“肤浅化”吗？

怎么会。电视直播辩论给民众一个机会聆听不同政党的政纲，这是好事。有很多选民可能从来只看电视不读报纸、更不会去读政府报告什么的，那么电视辩论给了这些选民一个较深入了解政治议题、各党政策的机会，这怎么会让政治变得“肤浅化”呢？难道“深刻的”政治就是候选人躲在窗帘后面窃窃私语？你可以说电视直播给了候选人“忽悠”的机会，但别忘了，每个候选人的“忽悠”都会很快被旁边另外两个候选人无情揭穿，正是在不同候选人的“忽悠”与“反忽悠”交战中，民众得以了解各个政党每项政策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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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英国，据说有一半的选区自1970年代至今从未改变过获胜党派，而全英国650个选区中，只有150个是属于摇摆选区，其它都被视为某个党派的“安全席位”，这种情况很有趣。你怎么看英国政治的超稳定结构？英国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是否已经过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英国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出现深刻变革的可能性如何？

这种选举的“超稳定结构”应该是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共有的现象，而不是英国特色。美国的“摇摆州”也向来就是那么几个。只要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没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地区选民的政治倾向都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比如，一个工业区，只要它不变成金融区，那它的利益所在显然是给工党而不是保守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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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如何看简单多数票当选制与比例代表制的各自优劣？

所谓“简单多数票当选”就是“赢者通吃”，好处是容易产生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执政党，而一个执政党具有绝对优势，有两个好处：1. 议会和内阁相对稳定，提高决策效率；2.明确责任归属——一个政策成功或失败，责任在谁显而易见，很难在不同党派间相互推诿。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它不利于小党存活，如果一个小党在全民中有10%的支持率，但反映到议会中，也许只有2%的席位。这也是英国自民党的处境：23%的民众投票，但只有8.8%的席位。这是因为虽然小党可能绝对支持者不少，但是如果它们均匀分布在不同选区，那么在每一个选区中它们都是少数，在“赢者通吃”选举制度中肯定吃亏。如果是在一个族群、阶级矛盾尖锐的地方，它不但不公平，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激化矛盾。那么比例代表制的优劣则刚好相反：更公平，但是可能效率低下，责任模糊。

英国选举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90年代末苏格兰设立独立议会时，就决定采用比例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族群矛盾的一个方式。这次选举因为工党和保守党都没拿到绝对多数议席，所以都需要讨好自民党联合组阁，这正是自民党作为一个相对小党推动选举制度改革的时机：要约我共舞是吗？可以，但我的价码是“选举制度改革”。目前两大政党都在这方面松了口，但最后要实现改革，还有很多障碍和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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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身后的利益集团、三党的支持者群体及社会基础、政治献金来源近年来是否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

各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应该没有太大变动，你刚才的提问也说到了选举的“超稳定结构”：工业区（或前工业区）、依赖福利保障的人更支持工党；经济中上层、保守主义者（包括抵制移民潮的很多底层民众）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自由左翼和更具国际视野的人，倾向于支持自民党。

政治献金情况的变化是：传统来说，党员会费是政治最重要的收入，现在随着选举变贵，政党慢慢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捐款甚至贷款。英国和美国的竞选花费的规范不同：美国是限制每个捐款者的捐款数额（比如每个人在每次选举中给每个候选人只能最多捐2000美元），但不限制每个候选人的花费总额；英国是限制候选人的花销总额（比如政党对一个议会席位的竞选花销不得超过3万英镑），但不限制捐款人的捐款数额。各有利弊吧。但是总的来说，英国的竞选还是非常“便宜”的。比如05年竞选，各个政党总共花销不超过4200万英镑——要知道这是几十个政党、600多个议席竞选的全部花销，这和美国一个总统选举就能花上17亿美元的开支额（08年选举）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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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7年开始，整个欧洲政坛普遍右转，偏保守政党纷纷上台，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右转”很普遍吗？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有点转，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吧。德国是联合政府；西班牙是社会主义党执政；希腊说要削减公共开支，你看看民众的激烈反应；英国虽然是保守党赢得最多选票，但是别忘了工党和自民党的选票如果加起来要远远超过保守党，而工党和自民党都是左翼的。更重要的是，如前面说到的，欧洲的，至少是西欧的政党，左派还是右派共性远远大于差异，真正极端的右翼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英国民族党”（一个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政党）不但一个议席都得不到，而且经常受到媒体和民众的“群殴”。所以我觉得欧洲政治的温和右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和政府高赤字导致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不满，另一方面是大量移民潮引起欧洲人在经济上和文化认同上的焦虑感。我觉得这属于正常的温和的政治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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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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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正是英帝国如日中天之时。2月28号，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门前有一场示威，几千人包围了殖民政府，激愤地抗议：“那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他们可能对异族作出公正的判决吗？绝不可能！这些人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渴望权力……”

    不，这不是印度人在抗议英国殖民者，而是英国人在抗议本国总督。此前，新上任的英国总督Ripon决定进行一项改革，允许印度人在审判英国人的法庭中担任法官。对于习惯了种族特权的英国人来说，让印度人审判英国人，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了这场“白人的叛乱”。

    这是Niall Ferguson的《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片段。

    Ferguson写的英帝国史是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在当代语言体系中，有些词汇会引起我们本能式的反感，比如种族隔离、纳粹、殖民主义。而Ferguson的《帝国》，则大约会使读者再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这个词时，激愤的程度略有降温。说他试图捍卫殖民主义当然不公平——这本书完全没有讳言英国1870年代对印度饥荒的漠然、1865年在牙买加Morant Bay对民众的镇压、1898年在苏丹Omdurman的残酷杀戮、1899年波尔战争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但是他试图引领读者去思考那个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英帝国不同于其它帝国的特点在于，每当英国人对他国实施暴行时，英国内部总有激烈的批评声响起。这是Ferguson对英帝国特点的总结。就是说，在英帝国的拓展中，英国商人获得了强加贸易给落后国家的“自由”，英国军队获得了暴力镇压土著的“自由”，但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因此剥夺民众批评这种“自由”的自由。在英帝国这个猛虎向世界扑去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试图杀死在自己耳旁嗡嗡作响的“苍蝇”，直到猛虎蜕变成了家猫，而苍蝇在嗡嗡声中变成了老鹰。

    1780年代英国刚接管孟加拉地区，一场饥荒夺去了5百万人的生命。1788年英国总督Hasting受到审判就与此有关。写下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感言》的英国政治家伯克在审判中大声疾呼：“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因为他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废墟。”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更是“英奸”倍出：著名“叛徒”潘恩就不用说了，辉哥党领袖Charles Fox 为表达对美军的同情，身着华盛顿爱国军的褐色和蓝色出现在议会里。另一个罔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家Guy Carlton则说：“实在不能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兄弟的话，认我们作表兄弟其实也行”。

    1787年，商人Wedgwood开始批量制作一种徽章，白底上一个黑人，底下一行字：“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吗？”此时英国介入黑奴贩卖已一个世纪，但到18世纪末良知的声音已风起云涌，光曼彻斯特就有11000个人签署了废奴请愿书。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英国成了欧美第一个废除贩奴（1807年）和奴隶制本身（1833年）的国家。如果美国当年不闹独立，美国南部的黑奴其实可能早解放几十年，还省去一个南北战争。不仅如此，英国此后还派海军在非洲海岸巡逻，阻止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贩奴船只。

    1899-1902年的波尔战争则永远改变了英国政治。为报复顽抗英国的南非波尔人，英军不但对其烧杀劫掠，而且使用了残酷的集中营制度，近2.8万个波尔人在集中营中死去。得知此事后，Hobhouse成立了“南非妇女儿童救济基金”，并迫使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刹住了集中营的惨状，而且在英国内部掀起了“反帝”的左翼政治浪潮，1906年自由党就是通过反帝纲领取得了对保守党的压倒性胜利。

     可以说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它挥舞着拳头打天下，但是在帝国的腹地却宽容对政府的自由批评。然而，言论自由是其它一切自由之母，当一个帝国欲称霸世界却无法割舍言论自由时，它实际就已经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英帝国的衰落也许有一百个原因，但是暴力和宽容、强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肯定是这一百个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矛盾使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帝国：你不可能一边宣扬天赋人权，一边心安理得地铐住黑人送到加勒比海的甘蔗地。我们知道，自由的性质类似于火苗，借助一点点风力，它就可能无边蔓延。从斯密到伯克，从Wedgwood到Hoshouse，这些煽风点火者的努力，让英帝国的一点点自由蔓延成了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及至势不可挡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英帝国是被打垮的，不如说是自我解构的。与罗马、蒙古、德意志、日本等帝国的“斩钉截铁”相比，英帝国从来就具有一种犹疑和散漫的气质——即使在英帝国顶峰期间，其国防开支也只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低于大多数普通共和国，更别说帝国。历史学家John Seeley曾这样描述英帝国的兴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英帝国是不是“一不留神”就兴起了当然可以争论，但它肯定不是“一不留神”衰落的，当一个政权的话语构成对其行为的嘲讽，其权力的衰竭就隐藏在逻辑的断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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