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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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绝望，但不要唠叨。这是我看完《Synecdoche New York》之后的感想和自我告诫。不要让绝望成为自恋的一种形式，尤其不要举着你的绝望，就像一个小孩子举着一根受伤的指头那样到处说：看，我的手流血了！我的手流血了！

            《Synecdoche New York》是查理·霍夫曼的导演处女作，由于霍夫曼之前写过几个颇有影响力的剧本，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期望值很高——如此之高，以至于后来有些影评人发现该片其实挺烂之后，也都一致认为它的烂，是一种伟大地烂，而不是平庸地烂。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个3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5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7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然后，他终于死了。

            好吧，它的真实情节是这样的：纽约的戏剧导演Caden试图导一部复制现实的宏大戏剧，在制作这部戏剧的几十年中，他的第一个太太，一个画只有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画的艺术家，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他不断读到关于她的消息，看到她的作品，甚至潜入她的公寓，但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他的情人，一个住在一栋永远着火的房子里的女人，也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又回来了。他的第二个太太，一个对他的一言一行无限景仰的女演员，因为无法忍受他对前妻和女儿的念念不忘，一脚踹了他，也跑了。Caden一边过着这种不断被抛弃的绝望生活，一边通过他的话剧哀叹这种生活。最后当话剧已经庞杂到失控时，他决定放弃导演身份，转而饰演剧中的一个女清洁工，让这个女清洁工来做导演。在女清洁工的导演下，话剧曲终人散，他自己也在女清洁工梦中的妈妈怀里死去了。

            你可能会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于具有侦探癖或者被教育癖的观众来说，他也许能从“着火的房子”、“无限小的画”、“纹身上凋零的花瓣”、“彩色的屎”等密码中破译人生进而对霍夫曼“大师”的才华叹为观止，如果他还能联想到卡夫卡尤利西斯拉康德，其侦探癖和被教育癖就境界更高了，我却，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除了一锅烧糊的粥。

            如果一定要说这部电影有一个主题的话，我猜想就是人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该片从头到尾，一直在不停地死人：Caden爸爸、妈妈、女儿、话剧男主角、情人、前妻、满大街的尸体、最后是他自己。Caden最爱看的报纸版面也是讣告版。表现死亡的阴影这个“永恒的艺术主题”，当然无可厚非，但霍夫曼对这个主题的表现则可谓拖沓、粘滞、陈腐，只见男主角从一个女人的怀里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哭了几十年最后一命呜呼。可悲的不是绝望，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以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绝望。有的人面对死亡的通缉，会身手矫捷地逃之夭夭象“猫和老鼠”里面的那只老鼠那样演绎精彩人生直到落网，而Caden在死亡面前，却仿佛一头鹿被汽车的强光照射，完全不能动弹，彻底凝固在自己的惊恐里。

            当然粥是逐步烧糊的。一开始电影还比较正常，貌似一部中年家庭危机片，颇有伍迪·艾伦式的荒诞。后来前妻出走后，caden的时空感开始错乱粥就煮得太稠了。再后来Caden找到饰演他的Sammy与其平行生活时，情节就开始彻底焦糊。到最后Caden和女清洁工互换角色，显然霍夫曼开始自暴自弃了。他象一个画家从写实派走向印象派，又从印象派走向超现实派，最后由于创作上的走投无路而干脆变成了泼墨派。在墨泼干之后，他让女清洁工对Caden说：Die。

            Caden让我想起情景喜剧Seinfeld里的George。有一次George突然良心发现参加了一个帮助老人的志愿者项目。在得知老人已经86岁之后，他就一直困惑一个人这么老了怎么还能这么快乐。他不断追问老人：你害怕吗？你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吗？你离死亡这么近，怎么能不害怕呢？怎么可能呢？你一定心里很痛苦吧？最后老人忍无可忍，说：Ge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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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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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有一本可能最幸运，同时也最倒霉。其幸运之处在于它非常出名，被引用率很高，基本相当于流行歌曲中的“泰坦尼克号”，人人都会哼几句。其倒霉之处则在于，它总是以靶子的形式被引用，谁提起它都“拳打脚踢”。这本书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历史的终结》出版于1992年，据说它体现了冷战刚结束时蔓延全球的乐观主义情绪：福山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也是终结状态，其它政治制度，就算一息尚存，也最终向这个方向演进。

 

            当然后来历史证明它不愿就那么随随便便被终结了。苏东剧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来繁荣富强，亚非拉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徒有其表，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显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韧性，而当美国兵把热气腾腾的自由民主给伊拉克送上门去时，伊拉克人死活不肯收下，还坚决要回赠美军自杀炸弹。福山因此也成了学术靶子：历史远没有终结，它还在漩涡中心。

 

            我倒觉得对福山，确切地说对历史，我们需要保持更大的耐心。毕竟，历史的走向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才会显现，今天离《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还不到20年，很难说我们站在判断其对错的一个最佳位置上。

 

            比如伊朗。如果我们站在1979年，看到伊朗人民在推翻巴勒维政权之后，不但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当然没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终结。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曾带来短暂的“德黑兰之春”，但改革很快被保守势力吞噬；2005年，内贾德当选之后新闻、集会自由出现倒退；甚至两个月前，美国女记者还因采访活动被伊朗当局判刑8年。伊朗历史岂止没有终结，简直可以说按福山预言的方向背道而驰。

 

            但如果站在09年6月15号的伊朗，我们看到的则截然不同：据说约有一百万人自发涌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不透明。温和的人高举抗议牌：“我的选票上哪去了”？而愤怒的人则直接高喊：“专制者去死吧”！

 

            不公正、不透明不但体现在总统候选人名单需要宗教机构“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而且体现在“体制内”的竞争也疑云重重。人们难以置信，几百万张手写选票可以在投票之后几乎立刻就被统计出来，而内贾德在所有省份都大获全胜，这不但史无前例，而且与之前的地方选举结果不相符，与后来大规模街头抗议也形成鲜明对比。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也没有中立的第三方观察，选举结果无从检验——即使内贾德真的得了63%的选票，由于缺乏透明性，这一结果也缺乏公信力。

 

            百万人涌现街头，其实并不突然。追求更多自由、更真实民主的暗流一直在伊朗“螺旋型”前进。且不说体制内的改革派崛起，也不说伊朗社会势不可挡的去原教旨化过程，保守派势力本身也出现权力松动迹象：两个月前被抓的美国女记者最后被减刑乃至释放，就是这种松动的一个小小注释。最令保守派担心的恐怕是，青年是改革派的主要依靠，而伊朗60%人口30岁以下。“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让这么多伊朗人“回心转意”的，显然不是美国兵，而是伊朗的保守势力本身——正是他们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经济上的一团浆糊将很多伊朗人扭转成“最后的人”。比如，71到79年伊朗只有100个政治犯，而伊斯兰革命之后的81-85年，伊朗则逮捕了7900个政治犯，直接把巴列维专制比成了“小巫”。内贾德近年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收效不佳，伊朗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说到底，“最后的人”，其实这也是“最初的人”：漂亮女孩渴望摘下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人们想住好房子开好车、手碰到鼠标就有点击的冲动……只要俗人继续俗下去，开放社会的万有引力就不可克服。

 

            伊战之后，很多人痛骂福山“之流”，认为其盲目乐观是美国“武力输出民主自由”外交的思想基石。对此福山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大意是：我虽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但从不认为它可以被武力施加，我本质上是个“结构主义”者，相信制度只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渐生长出来。看来，他的意思是，历史虽然会终结，但终结的方式肯定不是“喀嚓”一声。

 

            不是喀嚓一声，所以伊朗绕了一个30年的大弯。“我的选票上哪去了”和“专制者去死吧”这种口号终于大规模出现在伊朗，虽然貌似晚了3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预言也许不是说错了，只是说早了而已。当然很有可能当下伊朗人的斗争只是昙花一现，明天保守派统治还会继续——还会继续，只是又薄了一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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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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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8月3号，一岁半的英国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时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断裂，肚子里还发现一颗自己的牙齿。他是被他的继父打死的。

 

            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有些媒体称为英国的另一个“戴安娜王妃时刻”，他去世一年之后还有很多人举行纪念性游行，工党保守党也为此事辩论不休，媒体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暴行发生？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愤懑，是因为在皮特短暂的一生中，警方、医院、社会工作者曾跟他有过60次接触机会——医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瘀伤，警方曾拘捕他妈妈，儿童保护部门曾数次家访，所有这些可以挽救皮特的机会都被浪费了，他最后还是死在残忍的继父手里。

 

            主要罪责当然归于小皮特的家长。他妈妈无业，在皮特3个月大时和他生父离婚，之后和新男友同居（她一直向警方隐瞒此事），该继父无业、文盲、是个新纳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还强奸过一个两岁幼女。他们还有一个室友欧文，此人助纣为虐，帮助这对夫妇隐藏证据。在最近的法庭判决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妈妈和欧文被判无限期监禁（几年后可视情况释放），继父被判终身监禁。

 

            然而，罪责不仅到此为止。对英国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还需追究政府责任。严格地说，政府并非没有及时介入：06年12月，医生在给皮特看病之后，曾经向警察局报告其身上异常伤痕，皮特妈妈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托管5周。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现不正常瘀伤，皮特妈妈再次被拘捕。06年12月到07年8月，哈林格区政府曾安排社会工作者频繁视察，其中一个曾到访皮特家13次，好几次还是突袭。

 

            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起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瘀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

 

            面对众怒，英国政府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布朗对此事几度发表声明，表示要强化儿童保护机制。08年11月，儿童部部长波尔斯发起了对哈林格区政府、医院和警察局的调查。09年初又展开第二次调查。针对调查发现的那些漏洞，政府开始着手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对其沉默或作为不足的惩罚，09年2月哈林格区儿童服务部主任Shoesmith被解雇；曾经给皮特看病的医生Ikwueke和Al Zayyat被解雇；09年4月，四个社会工作者被解雇。

 

            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延伸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一样可怕。央视《新闻调查》曾有一期采访一群杀夫女囚，发现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屡受家暴却投诉无门，无论当地政府、警察还是妇联都对其申诉置之不理，走投无路才犯下杀夫罪行。这就是典型的政府不作为——如果那些女囚应该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负责，那些听其申诉却无动于衷的各级官员又该负什么责呢？有几个象Shoesmith那样被解雇呢？小皮特死之前至少还惊动了警察、政府、社会工作者的查访，中国那些家暴牺牲品又曾唤起多少援助之手？并且，英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是“运动式”的，而是通过制度齿轮的运转使其长久停留在公众视线里。07年9月此案爆发，近两年过去，政界、媒体还在频繁地讨论此事。相比之下，中国同年爆发的、性质远更恶劣的黑窑问题，虽至今没有治愈，大多媒体和官员却早已因为“审恶疲劳”而不再追问了。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此事曝光之后，英国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网民声讨，曾有70万人网络签名要求严惩责任人。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从始至终，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没有公布皮特妈妈和继父的姓名、照片、地址。二审之前，媒体不许对二审有任何报道（事后可以报道）。当网民将当事人给“人肉搜索”出来之后，不但各大媒体不能转载，警察还介入调查信息来源。陪审团成员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联网调研此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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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一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只有13岁，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2.

 

但仍需纪念。因为那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和自由、热忱、理想主义等人之为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离自由、热忱、理想主义比20年前更遥远。重温那个数字，就等于一个民族重访那个可能的自己。

 

3.

 

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 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 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嗯，真稳定，一天只有246起。

 

哪像台湾，那么乱，每天立法院的人都在吵架，有时候还打架。我们多稳定，一天只有246起群体性事件。而且一天246起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报纸上、电视上还只有两个飘逸的大字：和谐。

 

一直不明白那些笑话台湾民主的人其优越感从何而来。人家把一个发霉的包子放在桌上，我们把十个发霉的包子藏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家比他们家更干净，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证毕了是吗。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

 

6.

 

扔鞋那天我去听了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走出演讲厅，看到门口两堆人，确切地说一大堆人和一小堆人。一大堆，是“热烈欢迎”的中国学生，几十个。一小堆，是前去抗议的某功人员，三五个。

 

几十个那堆朝气蓬勃，说说笑笑，有人高喊：“他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三五个那堆，面无表情，年龄不等，看上去像中国大街上的民工，没准还真是雇来的民工。

 

那天刚下过大雪，又或者还在下雪，记不清了。我猜着雪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开始泪眼朦胧，因为被那三五个人的脸和脸上的辛酸震动，因为这些或者因为迫害而流落至此或者因为贫穷而寒风中驻足的人，也可以被叫做“同胞”。

 

然后身后传来那一大堆人欢快的齐声口号：“祖国万岁！统一万岁！”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7.

 

曾经看过柴静mm做的一期《新闻调查》节目，采访的是一个河北监狱的杀夫女囚犯们。女囚们似乎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长期承受野蛮的家庭暴力，找当地干部，干部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不管，找妇联，妇联也不管，最后这些女性忍无可忍，杀了老公。

 

看了这个节目，我就琢磨，不是说天朝“治理能力”很高吗，“治理能力”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后来看了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就知道“治理能力”都跑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纪念对于我，不是关于过去，关于清算，关于复仇。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救赎。如果一个国家纳税人的钱不是用于帮助被欺辱的弱者，而用于雇佣打手殴打记者，它还有未来吗？它的未来是你所想要的吗？你真的仅仅因为到处插满了摩天大楼，就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吗？你真的会仅仅因为一个贵妇开宝马和拎LV，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她吗？

 

8.

 

上面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使有960万平方公里，16亿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他们可以随时定位到你，跟踪你，骚扰你。结论当然是，您是老大，别人都不是您的对手。

 

但，雨果说过：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让我们大声念一遍：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9.

 

 

“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追梦人》

 

 

207 comments

1.

    有一点比较好笑：愤青内部，“理性派”劝“激动派”不要太激动，“激动派”谴责“理性派”奢谈理性，as if 革命成功与否在于采取正确策略似的。其实内部掐来掐去有什么意思呢，反正“理性派”也好“激动派”也好，都是自言自语派。基本相当于杨丽娟在激烈思想斗争，该穿礼服还是该穿牛仔裤去见刘德华。

2.

    本来这周专栏想写个 The Whisperers书评的。The Whisperers是一个苏联史专家写的斯大林时代口述史，非常好看。但编辑再次发来鸡毛信：“不谈政治，只谈风月”。

    也是，已经为难人家很多次了。

    但俺不谈风月，久矣。“风月”和我的关系，基本相当于新几内亚仙人掌和周迅的新睫毛膏的关系，也就是没有关系。思来想去，创作风月作品一篇：

    2009年5月29号，南风2-3极，月亮，三分之二坨。

3.

    推荐我的骨灰级网友“沧海一撮”之网站出走社，其来龙去脉在此。爬山社的门槛比较高，一般人可能迈不进去（比如我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型的），但觉悟高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偏执地热爱大自然或者偏执地厌恶俗世的、相信愤青也可以是快乐的、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永远在去往内心乌托邦的路上的，不妨去锤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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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东县野三关镇官员殴打采访邓玉娇案的记者

2.湖北省宣、国新办严控“邓玉娇”案报道

 

其中一段话：而国新办网络局则给各大新闻网站发出通知，对该案报道网络转载进行限制。他们要求，“邓玉娇案的报道，网站要尽快降温。”他们要求，“相关专题和稿件，不放首页和新闻中心要闻区”，“作为一般新闻淡化处理。”同时，要“严格规范新闻来源，不转发规定范围外的稿件”。据记者了解，此前，国新办曾多次要求，对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不得作为新闻转载来源。

面对这样的新闻，人们自可以对“国新办”气愤填膺，但“他们要求”只是一个巴掌而已，另一个巴掌还是“我们照办”。下面这篇专栏，献给“各大网站”网评员、网络巡警、网站管理人员和各路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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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新周刊专栏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某政敌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胡佳陈光诚邓玉娇等人家门口以及报纸杂志和“各大网站”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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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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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中国人的无限叹息，不仅因为那些“社会主义兄弟”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如今又过了十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捷克的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卡扎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象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它“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这个观点的推论就是，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如果中国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 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拖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左右，而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左右。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捷克共产党89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民主转型，只要共产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人民唾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民主在普京时代严重倒退，几乎已是不争事实），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颜色革命），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抵抗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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