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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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变成坏人，是吗？”电影《The Road》里，孩子这样问爸爸。

    “任何时候。”爸爸答。

    与好莱坞其它的灾难片相比，《The Road》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希望。在《彗星撞地球》里，人类靠聪明才智击毁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没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里，科学家们最终逆转了紊乱的地心磁力……但是在《The Road》里，阳光已经消失多年，庄稼和树木不再生长，建筑纷纷腐烂，人类几乎灭绝，剩下的“人”已经不再是人——他们象动物那样四处翻找越来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时代的遗剩食物：一瓶可乐、一盒罐头……在不能找到这一切时，他们吃人。

    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善”还是必要的吗？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义时，“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

    电影里大多数人以行动作出了回答：象其它动物一样，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被永恒的饥饿驱使，将眼里的世界分为食物与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扑去，哪怕这个食物有一颗跳动的心脏，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选择不同。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时，孩子坚持：爸爸，给他一瓶罐头吧。

    “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这是父子间的约定。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守住内心的火焰”呢？真的，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个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辩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同情心、爱的意愿、对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顽强，只能用“神意”来解释。“比如所谓自然权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会掉下来权利呢？当人们诉诸于‘自然’时，实际上是在诉诸内心深处的上帝”。我说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完全可能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友爱善意是一种集体生存的策略，“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策略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慢慢内化为一种本能情感，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看完《The Road》走出电影院，突然想起这场辩论，并意识到自己的逻辑是多么的噩梦——也许正确，但是噩梦——如果“善”其实是一种求生策略，那么“恶”其实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难道善恶本质上没有区别吗？难道将罐头分给濒死老人的孩子，与那些捕猎同类的食人者，没有区别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几乎感到上帝的影子从前面一闪而过，感到他宽大袖袍的一角拂过脸颊。

    所以《The Road》本质上不是灾难片或亲情片，它是一个哲学拷问，直指人类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虚空。因此，它讲的不是什么后灾难时代的故事，而是现在，此时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时此刻匮乏不那么极端，作恶也不象食人那么极端，但是把电影里的极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它追问每一个人：如何生命的虚空里打捞“善”的意义？

    以前读到过别人出的一道题：假如有一天一种非常强大智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食人，你有机会去说服他不要吃你，你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他，而这些理由却不能用来说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来。如果我说人类比牛羊猪聪明会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说我们都造出可以飞到地球的船了你们那点波音747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如果我说人类感情丰富会哭会笑，外星人没准会说，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马上就去捐助我们星球上的希望小学啊。人吃动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类比它们强大智慧，但是如果强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杀病残儿似乎就天经地义。

    因为想不出来理由，所以对食肉这件事始终视为自己的人生污点，难以释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罪恶感本身也许就是“内心的火焰”？这火焰来自哪里，又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响，我至今无法领悟，只在诚惶诚恐中心怀莫名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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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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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1月21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5:4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2002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21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它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塞，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5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我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它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它”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Open Secrets组织的调查公布了88到08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6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4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非常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决定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怎么就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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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广告，不如说是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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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忆力很坏，背不出几首完整的古诗，不记得sin、cos有什么用处或者根号五等于几，常常看电影看到快结束时突然想起来看过这个电影，号称某个人是自己的偶像却想不起他的名字，回忆对于我，完全是蹩脚的侦探遇上了狡猾的罪犯。

    但我爱写。对于记录生活和世界，我有一种强迫症式的癖好。在一定程度上，文字不是我记录生活的方式，而是我体验生活的方式，因为是书写的过程拉近了我和被书写对象的距离，使最微小的事物都呈现出五官和表情。多年的书写，使“回忆”对我来说变得可能：重读以前的文字，发现自己原来还读过这本书，还认识那个人，还有过这样奇怪的想法……沉没的世界重新浮现，象捡到满大街的钱包一样，我捡回无数个过去的自己。

    这次整理书稿时，我就有这种“捡到钱包”的惊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写两类文章。一类是政论时评，这类文章一般比较干巴巴，没有多少情绪和色彩，确切地说是反情绪和反色彩。另一类则是生活随笔，这类文字比较个人，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把它们象萤火虫一样放到一个玻璃瓶子里去。这本书里收集的后一类文字，记录的是我05-09年左右（尤其是06-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对于记忆力短路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字，这几年的生活很可能人去楼空，查无实据。但因为这些记录，我有了一个小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要说历史博物馆有什么用，好像也没什么用，就是供参观者指指点点，说，哦，原来那些人在那个时候是那样生活的。

    当然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对我个人有纪念意义。过去这些年，我的生活非常稀薄，没有多少人物、事件或催人泪下的经历。这很可能跟我生活在国外这件事有关，也可能跟我沉闷的性格有关，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还可能跟我身处的时代或者阶层有关。如果说丰富的生活是红军在与敌人的激战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话，那么我的生活更象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这场穿越中没有敌人、没有雪山草地、没有尽头处光明的延安，只有倾听自己呼吸的耐心、把一只脚放下去之后再把另一只脚抬起来的耐心。

    我积攒这种耐心的方式，是用感受来弥补事件的贫瘠。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这不是渡过有意义人生的一种方式。它是渡过有意义人生的唯一方式。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这样说似乎很唯心，但经济学家说，一个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而效用永远是主观判断。所以我想，至少我希望，这本书能带动读者和我一起响应苏格拉底先生的号召，去实践这样的人生态度：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渡过。这句话的山寨版说法是：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

    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这给编排此书带来一定难度，因为简直是把摇滚、民歌、歌剧编进一张CD。我一度不知道如何给它们分类，最后按照主题大致分成了“论他人即地狱”、“论自己作为他人”、“论人生意义之不可知”、“论爱情之不可能”、“论社会之既不可知又不可能”。这些标题听上去很灰暗，但是阅读这些年的文字，我惊奇地发现焦虑还真是自始至终的主题——好吧，我并不惊奇。作为“当事者”，我是这种焦虑的作曲作词、演唱者以及早就腻味了却无处退票的倒霉听众。我想我实在过分热衷于“审视”人生了，习惯于把任何事物都倒吊起来，稀里哗啦抖落其中暗藏的秩序。“送你一颗子弹”，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读者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心灵随笔”，或者看作一部精神疾患大全也行。有一天我在别人的博客上看到一句话：人尚未丧失自知性的几种表现——忧郁、自闭、强迫症、交流障碍、妄想、躁狂、焦虑……听听，“尚未丧失自知性”，焦虑狂简直应该弹冠相庆了。那么这本书，也可算是寄给所有“尚未丧失自知性”的人的一封秘密贺信。

    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选自我的博客“情书”，当然最后成书的时候也做了不少改动。博客里那些过于琐碎、过于个人的内容没有收入；时政内容也基本没有收入；此外这本书里加入了一些平媒上的文章。在这4年里，我生活经历了很多变化，从纽约搬到波士顿又搬到了剑桥，从学生到老师，从剩女到结婚，因此有些文字现在已经过时，不能代表我现在的观点、心情和状态，只是作为“文物”的一部分展出。

    这些年里我通过网络和包括积聚了一批读者，其中很多给过我鼓励、安慰或批评，更多的只是默默的关注。在此我想感谢一下我的读者们，是他们的关注，让我在表达感受的同时，虚荣心还能得到一点满足，让我知道自己的焦虑狂躁抑郁妄想悲观或更多时候仅仅是面对无边无际沙漠时的惊恐，也可以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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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打了那么多次雷以后，雨给下下来了。

    也不是什么瓢泼大雨，不能灌溉生灵什么的，就是一小把，捧在手里估计用不了一会儿就干了。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前的博客节选什么的，大多写于我还十分热衷于网上裸奔的时候，但是拖来拖去，出版于我已经耻于网上裸奔的时候，所以拿到这本书的感觉，说实话，是有点尴尬。

    好像小时候同学们一起包饺子，最后吃饺子的时候，有人说：这只饺子形状好奇怪，谁包的呀？

    我不敢说。

    只希望“弹指一挥间”这事再发生的时候，未来的自己能够代表现在的自己宽容过去的自己。

    如果对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意义，希望自己以后有孩子、孩子长大、长大的过程中有迷惘的时候，翻到这本书，会想，啊，原来古人也如此焦虑，原来焦虑如此正常，好吧，我决定不因为自己血管里此起彼伏的暴动而仇视自己。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76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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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将《民主的细节》评为年度图书（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电脑、我小时候养的猫、尚未毒死我的牙膏、尚未袭击我的猪流感……），以下是被要求写的“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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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有很多看透了世界的人。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女儿长大了，决不能从政，政治太肮脏了，哪里都一样。虽然当时我们坐在闹哄哄的车里，非常不适宜谈论政治，我的严肃病还是犯了，我反驳道：政治到处可能都是肮脏的，但是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肮脏一些。

    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那句话说的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完美的人性、完美的制度，完美的政治，但是完美的不存在，不应该是我们放弃追求“稍微美好一些”社会的理由。

    《民主的细节》是一本很家常的书，试图从具体的政治事件、甚至柴米油盐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美国的当代政治——确切地说，分析政治本身——再确切一点说，分析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更接近合理与正义。我在书的后记里写道，这本书其实在做一个很“笨”的工作：讲故事、讲常识、讲人物。这件事情如此之“笨”，以至于有读者可能对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没有戴上术语的墨镜、穿上晦涩理论的马靴出来讲话而失望，但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个很“笨”的工作，是因为我不介意“天真”——我还没有看透一切，并拒绝看透一切，事实上，谁想让我“看透一切”我就跟谁急。

    对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成为人间天堂我不抱希望，但是我想，一个居民房子被推土机强拆的世界，和一个开发商必须跟某人谈判拆迁价的世界，还是略有不同的；一个婴儿喝奶粉不小心会得重病的世界，和一个食物标签上必须写明所有成分和卡路里的世界，也是略有不同的；一个高考分数线向本来就占有教育资源优势的大城市倾斜的世界，和一个照顾弱势群体上大学机会的世界，同样是不同的……那种无视所有这些不同而一屁股坐到“看透一切”的高度上挥斥方遒的态度，有些人称之为“智慧”，我称之为“傲慢”。

    世界如此之博大精深，我们短短一生真的能看透吗？再说看透了接下来干嘛呢？坐在云端捋着智慧的胡须等死？

    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它的变化，在非黑即白之外看到所有那些丰富的过渡色彩，需要谦卑、耐心和好奇心。 有这么多人热衷于看透的“智慧”，不过是因为看透是逃避社会责任感的最好理由。你说我都看透了，自然也不用操任何心了。

    而对“肮脏”的政治家来说，民众的政治虚无主义则是他们最强大的堡垒：如果我无意于将自己清洗得更干净，至少我希望你相信干净是不可能的。

    以前曾有朋友跟我讨论，为什么很多出了国的人政治上也会很保守，他们难道不是见多识广了吗？我说，以前有个心理学家做过实验，一个人如果买了某个牌子的车，以后他就会更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的广告往往充耳不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一个人的头脑开始封闭时，他明明身处一个信息开放的世界里，但是他吸收知识的方式却是选择性的和片面的。在我的留学生涯中，身边有太多的中国人，身在美国，但是看不到美国，身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中，但是看不到它的新意。大约因为在他们出国之前，头脑里已经安装了“某个牌子的车”了，出了国以后，也只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视而不见。我想说的是，我们当中，有太多年纪轻轻就已对世界全然失去好奇心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感叹号，但是没有了问号。

    那么我希望《民主的细节》所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更多人的脑子里种上更多的问号。希望有一些人，越多越好的人，看完了这本书，从先前“看透的智慧”中倒退下来，退回天真，退回好奇，退回困惑。这本书并不指望也不可能告诉读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一个读者在读了此书之后感到糊涂和困惑，那么他应该恭喜自己恢复了困惑的能力，因为他又回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在琳琅满目的“汽车”之间，又有了选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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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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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 《孔雀》，就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野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游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坚定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Heneke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以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 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 他眼睛一亮，展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爱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笨拙有了一个底线。

1.

    一直就喜欢google。我的中文输入系统，google拼音；IE主页，google news；查地图，google map；编辑照片，google pisca……Google的特点是简洁，有趣。如果google是一个人的话，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阳光男孩”：个子高，爱笑，穿球鞋，爱打篮球。

    然后就发生了摊牌这事，这简直就像发现你暗恋的运动健将竟然还暗暗写诗。

    可爱就是这样变成性感的。

2.

    炒作！炒作！他们说。

    我发现，矮个子看到高个特别爱喊：高跟鞋！高跟鞋！

    丑女看到美女都爱猜：整容了！整容了！

3.

    在中国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他们又说。

    不知道贵国法律的面料是皮筋吗？马兰花开二十一，二十五六，二十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太复杂了，人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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