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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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真是个老小孩。晚年时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这里的一、二、三后面的量词以及量词后面的名词是什么呢？以及，为什么是三生万物，而不是四生万物、五生万物、十生万物呢？又比如，儒学大师朱熹讨论先有理还是先有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搭挂处。”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又会不识趣地想：朱博导啊，能否定义一下什么是“理”什么是“气”？

    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在中国一切学问往往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可以直接入选《古代优秀诗歌选集》。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界仍然大行其道。比如，这样的观点往往随处可见：“中国人只注重现世稳定，西方人才注重抽象权利”；“中国的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所以搞不了民主”；又比如，有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听见一位中国学者掷地有声地说：没错，文革的确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乱！我们中国人就是热爱乱！台下的国际友人被感染得啪啪鼓掌。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Inglehart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01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1000个随机受访者里有65%不同意，美国才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74%不同意，与美国78%的数据相差无几。 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亦属正常。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 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去改造。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数据可靠吗？不可能。好吧，人家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你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要不比谁的风衣更飘逸也行。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宣布胜利。“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凄凉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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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这是一部关于主体思想的感人小说，唯一的美中不足是缺少插图。如果配上下面这张插图，就更能凸显中国模式不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上做出伟大的新贡献，而且在死亡问题上也不断冲破思想的枷锁，本着“责任本位”的意识锐意创新，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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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看守所离奇死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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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

    顺便：一个小朋友委托我宣传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西南旱灾募捐救助”计划：

    请大家自行判断其真实可信性，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是一群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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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剑桥的家里，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X月X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XX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10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10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增强。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而且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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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未阉割版

（顺便：上次登的《美丽新世界》书评“你还要些什么”，由于涉及杂志首发权问题，暂时隐蔽，过一段会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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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中国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很多集权政府的治国之道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很多集权政府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丑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集权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和。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嫉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甚至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的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皇权统治。

    朱元璋肯定不是这种治理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使用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期间，如何动员亿万群众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权力和道德的“打包”上市。要让民众接受“错抄一句语录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听外国广播就要挨批斗”的制度安排，当然很难，但是假如接受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斗那些以前颐指气使的、享受特权的“修正主义走资派”，“出一口恶气”，也许这个交易还算划算？所以革命的历程似乎就成了民众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张子善刘青山、打倒官僚主义的道德欢呼声中逐渐拱手交出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历程。

    权力和道德捆绑也不是中国特产。比如今天的伊朗，女人穿衣服不能有伤风化，同性恋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绞死，好莱坞电影一概取缔——谁让它充满了色情和暴力？这种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中深得人心，而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刚好构成伊朗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基础。

    道德和权力的这种结盟不足为奇。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王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有权阶层的整风、反低俗、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看看这是不是一只特洛伊木马，肚子里有没有藏着什么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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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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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饼充饥这个成语众所周知，说的是一个饼再大，若只是画在纸上，对填饱肚子也无济于事。每次我听到“土地公有是捍卫农民利益的底线”这类言论时，就情不自禁想起这个成语。土地公有，好大一个饼，可惜挂在墙上，农民只能对着它咽口水而已。

    03-06年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村出现新政新气象。但一个不大被谈起的事实却是：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据统计，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从02年的2.9倍扩大到了09年（上半年数据）的3.2倍。如果把城镇的医疗福利保障等算进去，这个差别将更大。

    中国现在公认的问题似乎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中国商人甚至不远万里跑到拉非拉去卖汽车卖手机卖衣服。其实这岂不是舍近求远，中国亿万农民还没有车没有手机估计也不会介意多几件新衣服，随便开发一下他们的需求，就可以省不少中国商人的路费了。

    当然问题是，农民没有钱。农产品由于附加值较低，难以成为农民大规模提高收入的渠道，进城打工好像还没怎么听说民工打工打成张朝阳李嘉诚。据说一个商人成功往往需要一个叫做“原始积累”的过程，农民上哪进行“原始积累”呢？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墙上的那块烧饼。

   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台湾韩国等地发生过的事情。比如台湾，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土改，一种既保护土地私有权又相对公平再分配土地的土改方案。得到土地的农民可以通过抵押其私有土地从银行贷款，实现“原始积累”；也可以根据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与各类“开发商”谈判交易，实现“原始积累”；甚至还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租售或盖厂自营，实现“原始积累”。总之，土地的公平私有化帮助农民把墙上的那张画饼给摘了下来，变成嘴里的一张真饼，使其有机会从无产者变成创业者。否则那张画名义上是农民的，但是地方政府来征用它时政府说了算，开发商来了开发商说了算，只有农民真想用它来套利时，发现自己说了不算。

    一个最常见的反驳当然是：如果农民把耕地卖作它用，耕地越来越少，粮食安全怎么办？我不大理解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我们的粮食安全为什么一定要依赖于自给自足。据08年世行的一项研究，发达国家中有20个是粮食净进口国，只有13个净出口；中等收入国家中有69个粮食净进口，36个净出口；低收入国家中有42个净进口国，16个净出口。也就是说，196个国家中有131个都不能或不愿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但也没听说这131个国家的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家里堆满了面包大米和土豆。其实要说安全，岂止粮食要考虑安全，还要考虑汽车安全石油安全电脑安全化妆品安全医药安全……难道这些商品，统统地，都要关起门来自己造？

    另一个常见的反驳是：要是农民都随便把地给卖了，成了失地游民怎么办？你看印度、拉美的贫民窟，这就是土地私有化的下场。这里我首先想问的是，你凭什么觉得农民比城里人傻呢？当初城镇房改把住房私有化时，怎么没人站出来说：要是城里人把房子随便给卖了，成了失房游民怎么办？难道农民不像城里人一样，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自己的财产吗？更重要的是，印度拉美的贫民窟现象并不是什么把公有土地私有化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成功土改的结果——那些贫民并不是把土地给变卖了由此沦落为游民，而是他们往往从来没有得到过可观的土地，因此从来没有过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只能漂到城市做贫民。比如印度，43%的农民只拥有不到人均0.2亩的土地，而2%的农民拥有人均超过10亩的土地，这和中国目前农民“土地起点相对平等”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把印度的危险套到中国，有帽子尺寸不对之嫌。

    退一步说，即使给农民分地可能带来种种问题，何不通过“土改实验区”来发现并解决问题？中国改革至今，成功无非是依赖于胆大心细四个字，心细固然重要，若不与胆大结合，就只是保守而已。三农问题喊了这么多年，农民收入却与城市居民越行越远，如果我们真诚关心农民利益，何不试着从摘掉“他们的”土地之上那个引号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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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搞了个民生问答题，下面是我的答卷，说实话有些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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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9年可以说是“国企拿地年”，这一年诞生了N多地王。又有数据统计，2009年全国房价均价已达到4600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了1000元/平方米，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您觉得2010年房价还会不会再涨？

    我不是专家，只能靠直觉说话。直觉上来说，我觉得大中城市2010年房价可能会相对平稳。政府现在出台了很多抑价政策，另外市场规律来说，租售比也似乎显示房价过高。但因为房地产是经济的火车头，政府同时又不能让它猛跌，真要有大跌的势头，政府估计又会有政策杠杆出来扶持。中国和外国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比较强，土地、房贷、投资方面政府都有牌可打，所以至少影响短期房价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房价再涨，可能影响政治稳定，房价跌，影响经济发展，所以当下合乎政府利益的是房价平稳。

    2，垃圾处理，因为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2009年普遍进入公众视野。您觉得该不该建垃圾焚烧厂？为什么？

    这个问题技术性太强，我无力回答。但是不管建不建，起码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政治程序，就是相关方面能够商谈讨论，另外应该有独立的科研机构给出专家意见。

    3，岁末年初，社保跨省转移新政出台。与施政者预期相反，却引发了农民工退保大潮。您觉得农民工做得对不对？

    问题中的“引发”这个词用得可能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即使出台社保跨省转移，“也没能说服”很多农民工不去退保。要说服一个人参保，得靠比较丰厚的条件，靠强制显然不妥。如果民工家里现在等着米下锅，你非要他饿着肚子考虑60岁的时候有没有饭吃，说服力不大。如果他饥肠辘辘地说他现在就想吃饭，你说他觉悟太低，这种指责合理吗？要提高民工参保意识，最终还是要提高民工收入（使保险费用占收入比例降低），提高雇主的贡献率，改变户口政策（从而减少民工流动性），公开政府财政收支（使民工对自己交的保险被使用情况放心），如果这些条件欠缺，民工要求退保也可以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反思如何“利诱”，而不是“威逼”。

    4，您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相比，哪个改革更有希望？2009年您关注了教育领域的哪些问题？

    不好意思，没有关注过足球，没法比。教育方面，我比较关注高等教育腐败。以前我听到过一种观点，非常赞同：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腐败还不是出现一些教育机构的贪官，而是整个体制的运作机制——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资助一批一批的垃圾研究垃圾文章垃圾书，然后学者再拿这些垃圾去评职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集体腐败，政府由此安抚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由此升职挣钱，倒霉的是广大纳税者。相当于政府请知识分子吃饭，民众来买单。

    5，大学生就业难依然是2009年难解的困局，其中“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关注。中国青年报还曾提出一个讨论“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您觉得蚁族们应不应该逃离北上广？

    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不这些人差。

    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6，您觉得通胀会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头号难题吗，为什么？

    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不是通胀，而是贫富悬殊。客观地说，如果你放眼观察其它转型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国还算是相对平稳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强大。关键是，贫富悬殊太大的话，很多普通人连温和的通胀率都无法承受。富人虽然是人口少数，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富人的绝对数额也不小，这不小的富人群体造成一个不小的消费市场，他们可以为物价上涨推波助澜（北京房价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房价问题、通胀问题本质上都是贫富悬殊问题。

    7，您觉得2010年该不该继续推行“家电下乡”？

    我觉得从来就不应该推行什么家电下乡。政府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给农民补贴，然后让他们去买“中标的企业的中标产品”。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既然给农民消费补贴，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买家电呢？买什么不是拉动内需？更不要说还非得买某些企业的某些品牌了，这种限买某些产品的做法，有没有扶持局部垄断、妨碍公平竞争的嫌疑？某些企业在“中标”之后开始在农村瞎抬价、以次充好，就是这种局部垄断的后果。我觉得要拉动内需、造福农民的话，给农民消费补贴就可以了，用不着家电下乡。

    8，2009年最受关注的强拆事件是“唐福珍自焚”，除此以外在贵阳、昆明、宿迁均有一些群体事件发生。您觉得《拆迁条例》的修改能缓解暴力拆迁吗？

    暴力拆迁可能会缓解一些，但不是因为《拆迁条例》的修改，而是因为“中央”更重视了，而中央重视是因为暴力拆迁危及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开发商未必重视法律，但是他们往往还是看中央“脸色”的，如果“中央”把暴力拆迁引起的冲突性事件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那么地方政府可能会比以前收敛。

    新条例本身未必起多大作用，是因为当法律冲撞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很多地方政府是置利益高于法律的，事实上旧的拆迁条例里本来就有“按市场评估价格补偿”的条款，不也没有得到执行吗？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所以能带来根本改观，本质上是因为废除那个“恶法”并不明显伤害什么利益集团的利益，它导致的是帕累托最优式改进。但是新《拆迁条例》如果执行的话，一定会伤害很多利益集团，执行阻力会很大。

    9，2009年对于重庆来说，是“打黑年”。在“最大保护伞”文强、“女黑老大”谢才萍、“巴南二富”黎强、“造假律师”李庄这几个案子中，您对哪个最感兴趣，为什么？

    不好意思，对这个问题关注有限，无法比较。李庄案是我唯一持续跟踪观察的案子，主要是网上博客对它的讨论比较多。我想李庄案确实暴露了中国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很远：不但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司法独立”、“正当程序”的概念，而且一些民众往往也无意于区分道德和法律，似乎“坏人”就不配享有正当权利和程序。

    10，2009年10月，广州公开了近300亿的财政预算，涵盖了114个政府部门。您对广州公开的这份预算满意吗？您觉得各地预算公开，未来可能实现吗？

   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进步，都值得鼓励。但要说满意，当然谈不上。预算公开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存在才有意义：公开了预算数字之后，如果我对这些数字不满意（比如说我觉得政府在环保上花的钱太少了），可能通过什么程序去改变？就算我满意，我怎么知道你最后的执行一定是按这些数字来的？我如何监督？如果我感兴趣的数字（比如公款吃喝的数字）不在这些公开的账目里，或者我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账目（比如公立医院的预算具体流向构成），可否问询？如果这些配套制度不到位，我只能瞪着一堆数字干着急的话，那我知不知道它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对广州预算公开的意义，我只能说拭目以待。

    11，2009年也是互联网监管的多事之秋。从魔兽世界之争到BT等网站因无视听许可证被叫停等等。您有没有受到今年政策变化的影响？

    我因为身在国外，对国内网站的依赖有限，所以国内政策的变化对我个人影响暂时不是很大。不过每次我读到“某部发出通知，以后提供什么什么的网站，都需取得什么什么许可证，经过什么什么审批”这种新闻时，就会觉得很荒唐，任何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应该说是某政府部门随便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强迫民众做什么。不是网站不可以规范，而是规范必须有相应的立法程序和民意收集和听证环节，随便一个部门发一个“通知”就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好像随便一个人在公路上都可以开一个收费站一样，非常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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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和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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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中国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咨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国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家威权主义者们的这个流行观念与经济放任主义者们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在经济观念上大相径庭，但在政治上却殊途同归，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

            法治当然是诱人的，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几个拆迁案例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一个例子是上海的“钉子户”潘蓉，虽然有《物权法》高高在上，却仍难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关押的不幸；一个是也来自上海的孔东辉，虽然有已经颁布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在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拆迁信息时处处碰壁，甚至在起诉失职部门时被告知“没有原告资格”；更不用说另一个相关报道：河北农民王秀珍为暴力拆迁之事上访时，被镇领导呵斥：“有事别找我，跳楼去五楼”。在这些案例中，都不能说这些被拆迁户在申诉时“无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有法必依”，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知识分子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议会里的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最近网上流行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权利和权力的关系：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

      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性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当然，“平衡”指的不仅仅是用民众权力来平衡政府权力，民众权力本身也需要司法独立、专家知识、市场自由等力量来平衡。但在目前民众权力和政府权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谈论民主的危害显然是饿着肚子在发愁吃得太饱怎么办。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比如三权分立……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

      那么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爱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党利益受到威胁时，向来不惮于无视法治，比如屡屡动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派，也不说新加坡现在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混合政体”而不是“专制政体”，关键是新加坡这个独特岛国的经验缺乏普遍性：它在独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而在这个殖民史之前新加坡几乎就是块荒地），不但其文化被英国的法治传统浸染，而且殖民者的强大导致了一个“弱国家弱社会”传统，由此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制衡；它作为一个小国不存在中央地方关系，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监督成本很低；它高得惊人的公务员工资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评为“公开透明的腐败”；与农业经济形成的集权体制相比，它的贸易经济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把新加坡经验普遍化，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潘蓉孔东辉王秀珍们追求法治的机会，现在恐怕还是来自民主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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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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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上行，即便农村子弟“跃龙门”的机会也非常多。但如今社会阶层的板结却越加明显，即底层难以上行，上层结构稳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有还没有出现。80、90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虽然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市场上的后来者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比如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嘛，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而已。不过80、9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不过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所以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2、以你的经验看，中国年轻人和西方年轻人在上行道路上遇到的阻碍有哪些不同点？能不能以实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困难里，虽然也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是政治的因素比西方还是多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改革力度有所削弱，有些本可以允许更多竞争的领域人为地阻碍竞争，导致本属于民间的“空白区”还是被国有部门把持，从而缩减了年轻人上行的去向。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导致本来就有限的“上行机会”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垄断了，这可能会加剧某些年轻人的愤懑。西方的年轻人上行受阻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因素。这么说吧，比如两地的年轻人，A在中国，B在美国，各自的愿望都是办一个象《纽约时报》那么成功的报纸——这在两地都不大可能，在中国，更多的是因为政策对独立办报的种种限制，而在美国，是因为报业竞争已经相当充分了，市场细化、深化已经无孔不入了，再“异军突起”一个《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可能。

 
3、由于上行无门，中国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当做最好的出路。在西方，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想法是如何的？

我不能进行概括，因为没有充分的样本。不过就我自己的学生来说，虽然我已经教了两届毕业的本科生，而且我们系是政治系，但目前还没有听说一个想去做公务员的。几个比较主要的流向似乎是：媒体、继续学业、公司、去第三世界国家打工或NGO做志愿者。我想公务员之所以不是一个热门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英国奉行的是“小政府”理念，没有那么多职位；另一个是英国的公务员好像工资不高，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中国的公务员所享受的那些“好处”（比如较好的医疗养老保障等），在这里你完全无须通过公务员这个渠道得到——因为有“全民保险”计划，所以公务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另外中国某些公务员能够享受的“灰色收入”，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再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现象，就是西方政治文化里对公务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及其产生的cynicism，导致可能很多优秀的青年可能都不愿或者不敢从政。比如一个商人如果出现绯闻，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大家看看热闹就是了，但是如果是政治家，那么很可能要闹到下台。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各种“watchdog”（监督性组织）盯梢，这种日子也挺不好过的。上次英国出现的“报销丑闻”就是个例子，最后弄到首相安装有线电视的100多英镑都要被拿出来批评。你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听到这种新闻，他怎么会愿意去从政？要钱没钱，要名誉没名誉，还要天天被人追着骂。优秀的人才拒绝流向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现象。

4、社会缺乏合理的激励体制和公平的上升机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如前所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上行机会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多，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底层流向上层，而是如何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个问题是有限的上行机会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奖励后者，那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当然坏处不仅于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压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愤世嫉俗感的流行从而导致人的精神面貌变得很乖张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等等。

 
5、你从一个小镇出来，直至成为剑桥的老师，在你成长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哪些问题曾经阻碍过你？（家庭、自身能力、运气或者其他种种）

我自己也经常想不通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的，呵呵。我想是一系列的运气加上一小点才能吧——当然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运气（基因、受教育机会、遇上的启蒙者等等），所以说到底还是个运气。另外我想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我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我自己——但我想可能适用于很多比较成功的人，就是性格。一个人如果能做人随和开朗，做事专心致志，然后还有些倔强甚至偏执，比较容易成功吧。我00年出国，当时是满世界计算机热，所以有不少人劝我从文科改学计算机什么的，我有逆反心理，鄙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没有改行，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该行学计算机了，未必比现在更成功。当然成功与否并不是我今天衡量当时选择的尺度——我现在就是失业了，也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转行学计算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过我的话，那也是个性吧，有点懒散拖拉，另外比较多愁善感，在与自我的搏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宝贵能量，呵呵。

 
6、对于现在因能力之外种种原因（户籍、关系乃至房价）而上行遇阻的年轻人，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下面说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不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一席之地，所以还是要尽量学习、思考、奋斗，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成功，更因为这样的人即使不成功，也有尊严，而有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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