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被和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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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中国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咨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国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家威权主义者们的这个流行观念与经济放任主义者们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在经济观念上大相径庭，但在政治上却殊途同归，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

            法治当然是诱人的，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几个拆迁案例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一个例子是上海的“钉子户”潘蓉，虽然有《物权法》高高在上，却仍难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关押的不幸；一个是也来自上海的孔东辉，虽然有已经颁布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在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拆迁信息时处处碰壁，甚至在起诉失职部门时被告知“没有原告资格”；更不用说另一个相关报道：河北农民王秀珍为暴力拆迁之事上访时，被镇领导呵斥：“有事别找我，跳楼去五楼”。在这些案例中，都不能说这些被拆迁户在申诉时“无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有法必依”，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知识分子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议会里的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最近网上流行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权利和权力的关系：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

      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性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当然，“平衡”指的不仅仅是用民众权力来平衡政府权力，民众权力本身也需要司法独立、专家知识、市场自由等力量来平衡。但在目前民众权力和政府权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谈论民主的危害显然是饿着肚子在发愁吃得太饱怎么办。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比如三权分立……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

      那么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爱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党利益受到威胁时，向来不惮于无视法治，比如屡屡动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派，也不说新加坡现在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混合政体”而不是“专制政体”，关键是新加坡这个独特岛国的经验缺乏普遍性：它在独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而在这个殖民史之前新加坡几乎就是块荒地），不但其文化被英国的法治传统浸染，而且殖民者的强大导致了一个“弱国家弱社会”传统，由此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制衡；它作为一个小国不存在中央地方关系，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监督成本很低；它高得惊人的公务员工资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评为“公开透明的腐败”；与农业经济形成的集权体制相比，它的贸易经济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把新加坡经验普遍化，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潘蓉孔东辉王秀珍们追求法治的机会，现在恐怕还是来自民主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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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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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上行，即便农村子弟“跃龙门”的机会也非常多。但如今社会阶层的板结却越加明显，即底层难以上行，上层结构稳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有还没有出现。80、90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虽然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市场上的后来者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比如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嘛，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而已。不过80、9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不过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所以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2、以你的经验看，中国年轻人和西方年轻人在上行道路上遇到的阻碍有哪些不同点？能不能以实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困难里，虽然也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是政治的因素比西方还是多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改革力度有所削弱，有些本可以允许更多竞争的领域人为地阻碍竞争，导致本属于民间的“空白区”还是被国有部门把持，从而缩减了年轻人上行的去向。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导致本来就有限的“上行机会”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垄断了，这可能会加剧某些年轻人的愤懑。西方的年轻人上行受阻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因素。这么说吧，比如两地的年轻人，A在中国，B在美国，各自的愿望都是办一个象《纽约时报》那么成功的报纸——这在两地都不大可能，在中国，更多的是因为政策对独立办报的种种限制，而在美国，是因为报业竞争已经相当充分了，市场细化、深化已经无孔不入了，再“异军突起”一个《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可能。

 
3、由于上行无门，中国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当做最好的出路。在西方，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想法是如何的？

我不能进行概括，因为没有充分的样本。不过就我自己的学生来说，虽然我已经教了两届毕业的本科生，而且我们系是政治系，但目前还没有听说一个想去做公务员的。几个比较主要的流向似乎是：媒体、继续学业、公司、去第三世界国家打工或NGO做志愿者。我想公务员之所以不是一个热门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英国奉行的是“小政府”理念，没有那么多职位；另一个是英国的公务员好像工资不高，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中国的公务员所享受的那些“好处”（比如较好的医疗养老保障等），在这里你完全无须通过公务员这个渠道得到——因为有“全民保险”计划，所以公务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另外中国某些公务员能够享受的“灰色收入”，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再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现象，就是西方政治文化里对公务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及其产生的cynicism，导致可能很多优秀的青年可能都不愿或者不敢从政。比如一个商人如果出现绯闻，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大家看看热闹就是了，但是如果是政治家，那么很可能要闹到下台。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各种“watchdog”（监督性组织）盯梢，这种日子也挺不好过的。上次英国出现的“报销丑闻”就是个例子，最后弄到首相安装有线电视的100多英镑都要被拿出来批评。你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听到这种新闻，他怎么会愿意去从政？要钱没钱，要名誉没名誉，还要天天被人追着骂。优秀的人才拒绝流向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现象。

4、社会缺乏合理的激励体制和公平的上升机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如前所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上行机会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多，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底层流向上层，而是如何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个问题是有限的上行机会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奖励后者，那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当然坏处不仅于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压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愤世嫉俗感的流行从而导致人的精神面貌变得很乖张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等等。

 
5、你从一个小镇出来，直至成为剑桥的老师，在你成长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哪些问题曾经阻碍过你？（家庭、自身能力、运气或者其他种种）

我自己也经常想不通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的，呵呵。我想是一系列的运气加上一小点才能吧——当然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运气（基因、受教育机会、遇上的启蒙者等等），所以说到底还是个运气。另外我想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我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我自己——但我想可能适用于很多比较成功的人，就是性格。一个人如果能做人随和开朗，做事专心致志，然后还有些倔强甚至偏执，比较容易成功吧。我00年出国，当时是满世界计算机热，所以有不少人劝我从文科改学计算机什么的，我有逆反心理，鄙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没有改行，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该行学计算机了，未必比现在更成功。当然成功与否并不是我今天衡量当时选择的尺度——我现在就是失业了，也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转行学计算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过我的话，那也是个性吧，有点懒散拖拉，另外比较多愁善感，在与自我的搏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宝贵能量，呵呵。

 
6、对于现在因能力之外种种原因（户籍、关系乃至房价）而上行遇阻的年轻人，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下面说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不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一席之地，所以还是要尽量学习、思考、奋斗，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成功，更因为这样的人即使不成功，也有尊严，而有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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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终于看了听闻已久的《寻找林昭的灵魂》。虽然情节基本不出所料，还是被深深震动。关键是林绝不是因“误会”而被打成右派，那些假右派多年来哭哭啼啼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其实我特爱党妈妈求求你党妈妈别抛弃我，而林昭自始至终说的却是，我就是不爱你你杀了我我也不爱你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瞧你那德性我凭什么爱你。

    我在想，这样的人，一个人与八亿人扳手劲，她的ego该有多么强大，简直是神灵附体。

    而且她的文采还那么好，在那个汉语被糟蹋殆尽的年代里，还在使用那么优美的、人类的语言。

    然后再想想那些红卫兵，那些当年凌辱迫害她的人，那些至今还逍遥法外的罪人，那些脚仍然浸泡在历史深深的血腥里手里却举着香槟互相恭喜发财的芸芸众生，那些肉虫子，真是恶心无比。

    先是同情她，然后觉得who am I？凭什么同情她？如此健康强大的灵魂，谁有资格同情她。

    很想搞到胡杰的email，给他写email致敬。虽然这个纪录片在技术上比较粗糙，但是那些技术上精湛的人都在忙些什么呢。

     看完电影回来读朋友的博客，惊闻以前的一个好友也成了崇毛者，有点吃惊，但又不真的吃惊。一切不从个体经历而从宏大概念的角度看世界的人都是潜在的崇毛者，而该同学向来是个宏大概念爱好者。崇毛与否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观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有鼻子有眼会哭会笑会思考会喜悦会疼痛的只能是个人，放弃这种个体立场，将一个一个的个人所承受的痛苦看作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代价，或者认为一个专制者给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带来的痛苦可以因为他对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承诺而被原谅甚至被崇敬，换言之将个人视为工具、视为手段，是一切极权主义思维的起源。

    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肉虫子的国度，林昭恐怕还是不能安息。没关系，他们有1万年，她有1万零1年。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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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回国时，我曾看到过电视上采访张铁林，他不断感慨他的英国女儿如何花钱节约。带她逛一趟北京的商场，得求着她，才肯买一双球鞋和一条牛仔裤；给她信用卡在英国随便花，结果她几个月下来才花了一千多人民币。最后张铁林说：其实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生活水准早就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了，而我们自己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话也许过于笼统，因为就生活水准而言，简直不存在“一个中国”：金领阶层的中国和民工阶层的中国，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就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而言，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回国期间，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在国内的朋友比在国外的朋友“敢于”在外面吃餐馆、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鉴于我在两地的朋友都分别属于两地的中产阶级，所以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如果看08年世行统计的人均购买力GDP，英国是3.5万多美元，中国是5千9百多，英国是中国的6倍左右。如果将这一差异机械算作生活水准的差异，那么似乎应当是英国人每到外面吃6餐饭，中国到外面吃一次；英国人每出门旅行6次，中国人旅行一次；英国人每买6件衣服，中国买一件。但就我接触到的中产阶级来说，事实几乎恰好相反：我的英国同事们不轻易到外面吃饭，几乎没人请钟点工，买书总嫌贵，说到买房，我们系7个40岁以下的同事里，只有两个买了房。

            在此我不防暴露一下“隐私”，给自己的工资做一个分析（英镑对人民币目前大约是11：1）：我的年薪是4万英镑左右，均摊到每个月也就是3400百英镑左右。扣除养老金6%，税收20%（中档税，而且一部分收入免税），全民保险8%（那些说欧洲“免费”看病的人请注意这个数字），交房产税140多镑（英国无论租房买房都要交房产税），最后可支配收入也就是2400英镑左右。对于我的一些同级别的男同事来说，这就是他们需要用以养老婆、孩子、房子、车子等的全部收入。要知道，在剑桥市内一个体面的两室一厅月租1000镑左右，学龄前儿童托儿所一个月要800镑左右。当然对于双职工、没孩子或者孩子已上小学的家庭来说，负担会轻很多。

            这里的物价和中国比又如何呢？前一段网上有人说中国的物价如何“早已超过欧美”，至少就英国来说这不对。有些人似乎习惯于拿中国的大都市生活成本和美国的中西部农村比，得出具有误导性的结论，那要拿伦敦和贵州县城比，结论没准更耸人听闻。还有些人习惯于拿中国上层的消费标准和西方的平民标准比，结论同样具有误导性——好像家里请保姆、孩子上私立学校、买衣服只买名牌都成了生活必需品。如果把这些“必需品”也打入西方的消费标准，那西方的物价也会贵得惊人。不错，中国的物价这些年的确高涨，但是您想知道花钱时捶胸顿足的感觉吗？还是到英国来吧。拿英国的Tesco连锁超市和北京五道口的华联超市比（这里说的是两处8月底9月初的价格，两个都未必是当地最便宜的超市，但是北京找到比华联更便宜的商品显然比在剑桥找到比tesco更便宜的容易，因为北京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街边的“小商小贩”，英国这方面则少得多）：一打鸡蛋华联是17元左右，Tesco是3镑左右（也有更便宜的，但也有更贵的——因为西方的食品“有机”、“无机”价格差别挺大，折中一下）；牛肉中国是20元左右一斤，英国是6、7镑左右（也是折中的结果——西方牛肉根据牛的部位价格相差很大）；猪肉中国13元一斤，Tesco3镑左右一斤；灯笼青椒中国是1.68元一斤，Tesco是2英镑左右一斤；鸡胸华联是7元左右一斤，Tesco是4镑左右；胡萝卜中国1.5元左右一斤，Tesco是0.4镑。就是说，从日常食品来说，Tesco比华联贵2-8倍不等。我有一次问我们系一个新加坡博士生每天都做什么菜，他说：那取决于每天Tesco什么在打折呀。

            至于食品之外的服务费用，花销则更悬殊。我在五道口剪个头发38元，在英国一个档次类似的理发店剪头发是30英镑。在北京打的4公里的话，10元打住，在剑桥要6、7镑。北京地铁2元，伦敦4镑。在北京一个档次还过得去的餐馆，200元可以点4、5个菜，在剑桥中餐馆18镑也就买一盘水煮鱼加一碗米饭一杯饮料——如果你幸运地在你家周围发现一个中餐馆的话。就是说，从服务性的消费来说，英国还真的比中国贵6倍左右或更多。至于中国中产阶级早已习惯定期使用的钟点工、女士们经常光临的美容院，对于这里的大多中产阶级人都属于奢侈消费。现在中国都市的年轻人经常抱怨买房难于上青天，其实西方都市里的年轻人买房也不容易。拿伦敦来说，07年的一个报道说伦敦的房子均价是伦敦人均收入的12倍，好区甚至高达16倍多，这比北京上海中产阶级买房似乎也并不容易多少，至少没有容易6倍。我曾在一个英国华人论坛上看大家讨论每月支出情况，基本上所有人都感慨，就算双职工，衣食住行之外很难存下多少钱。发贴者说他们一家三口平均每个月花100镑买衣服，竟被很多人感慨为奢侈。还有人说你一家一个月手机费为什么要花30镑呢，明明10镑就够了嘛。

            在北京的一些大型商场和家居市场里，我倒真是被其中的价格雷到了：衣服和家居用品的确接近和英国接轨了，但是很快，我发现了淘宝网。品质相近的东西，只要不追求名牌，淘宝上要显著地便宜。英国虽然也有ebay，但是ebay上东西远不及淘宝上品种繁多，价格也不比实体店便宜很多。

            所以至少就我身边的经验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比英国的过得更奢侈。当然这里的原因不用我多说，无非是：中国劳动力便宜；中国的收入转移力度相对低；中国有各种“报销”网络和灰色收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导致现阶段劳动力过剩；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而西方是橄榄型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也未必一定是好事，因为它背后可能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公正或隐患：廉价劳动力背后意味着劳动者怎样的谈判力缺失？报销制度里有多少腐败？那些“羊毛”最终出在哪些羊身上？高速增长背后的环保代价是什么？人口老龄化之后怎么办？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发达”二字，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指生活水准的奢华，而是社会的相对文明、公正和“共同富裕”。我曾经跟朋友感慨说：目前这几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们很可能比父辈和孙辈过得都要好。我们习惯于线性的发展思维，认为加速度提高的生活水准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随着社会谈判结构的均衡化、收入调节力度的提高、政治透明化削减灰色收入、发展环境成本的提高、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很可能会逐渐“倒退”到英国的水平。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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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提亚特觉得政府资助戏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法国经济学家1850年写道：不错，如果政府用6万法郎去资助戏剧，艺术消费者的偏好能得到满足，艺人的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看得见的收益；但是纳税人的口袋里被拿走了6万，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买别的来满足其它偏好，而且推动其他行业从业者收入的提高，这是看不见的损失。谁说看得见的收益一定大于看不见的损失呢？事实上社会比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何在，所以看得见的收益很可能小于看不见的损失。巴斯提亚特的这篇文章叫《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其实这只是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之一，他想说明的是：衡量一个经济行为的好坏时，不能只用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体的后果。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种种报道让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国企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说1998年国有资产年利润总额才213亿元，“现在一个月的利润有时都可以突破1000亿”；据说02到08年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据说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2％，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据说中移动已经成为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总之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耀我国威”；由国企工人下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减少；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在增加等等。

            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当然有。最明显的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据统计国企占有工业贷款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据学者统计，过去十年，民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项“看不见的”的损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资金和政策优势赢得市场，它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搞技术或管理创新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国际市场上却鲜有中国产品以“品牌”取胜。

            更有甚者，“看不见的”损失还会蔓延到制度和政治层面。04年的“国退民进”大讨论中，以郎咸平为首的一大批人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无，只要有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国企，也可以做好。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猫还是民营猫，只要有竞争，就可以变成好猫。但问题是，市场上充斥着又大又强的国企时，市场竞争可能是公平、充分的吗？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竟得以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国家的宏观紧缩政策似乎总是选择性地冲击民企；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个亿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而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个亿却只能倒闭；为冲销国企呆坏账，政府将成千上万亿纳税人的钱转入国企的腰包；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向了国企和各级政府，民企却很难分得一瓢羹……皇帝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抢一个状元，竞争如何公平？离开产权改革谈论市场竞争，就像脱离了体重级别谈论拳击比赛一样，逃避了问题的核心。既然竞争不公平，国企“转身”的成本可能就还包括公平、法治、制度透明……学者陈志武曾经指出，越穷的政府越可能走向宪政，因为它必须依赖于和社会力量的谈判来稳固地位，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政府却往往无须听命于民意的指挥棒。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很长链条才能展现。这是好事吗？我们知道，当一个肿瘤已经大到触手可及时，它已经暗暗长了很长时间，等你发现它时，往往已经太晚了。

 1. 南周的“央企凶猛”

2. 通钢改制之殇

     如果不算机会成本，国企真是欣欣向荣。 

     两则新闻貌似没有关系，但实际上相互呼应，还真是军民鱼水情。

   郎咸平老师估计很高兴。在“国退民进”的坟前哭哭啼啼了好几年，眼泪还没干呢，死人从棺材里坐了起来给他递手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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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因为不让直接写公盟，写了个拐弯抹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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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话题。年初胡锦涛“不折腾”的呼吁话音刚落，我们就目睹了贵州德江事件，江苏宿迁拆迁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南康征税事件，郑州民办教师上访事件，山东东明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等，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了葫芦又泛起了瓢。

            “群体性事件”未必就是坏事，公众有诉求，诉求要表达，这在现代社会再正常不过，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举目四望，但凡相对开放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比如今年4月伦敦的20国峰会，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也就是一场有数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法国人更是“群体性事件”的忠实爱好者，动则罢工游行，已经成了其民族文化的一个特色。我今年3月去法国旅行，就赶上了一场群体性事件：凡尔赛宫的工作人员罢工，害得我大老远赶去，门都进不去。

            正是因此，一个正常的政府没必要“谈群体性事件色变”。很多群体性事件，只要是和平表达，不过是正常诉求表达的一种方式，比如重庆出租车罢运，郑州民办教师上访。正如人需要各种身体信号来告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从而调节饮食作息，政府也需要民众不断向其释放健康信号，进而调节其政策方向——群体性事件，就是民众向政府释放信号的方式之一。

            但近来群体性事件之频繁和烈度，却令人堪忧。宿迁事件中的打死人、瓮安事件中的烧楼、石首事件中的袭警、吉林通钢事件中的暴行……这些失控的暴力，都让人担心这些事件多大程度上是寻求对话，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泄愤而已。

            其实，民众正如政府，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正如政府里有人倾向于对话有人倾向于打压，民众里也有温和派和过激派——前者寻求以对话的方式表达诉求和解决问题，后者则往往隐身于集体之中施暴泄愤。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释放、聆听、对话那些来自民间的理性的声音，从而让那些打打杀杀的声音失去市场。

            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到一句古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今天我们的地方官员是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呢？往往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捂，一种是抚。因为想“捂”，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一出事就想方设法“防火防盗防记者”，所以我们能看到“越级上访是非法的”这样的大标语，所以竟还会发生一个地方政府派人到北京逮捕记者的劣行。比“捂”更文明的做法当然是安抚：比如瓮安和石首事件后，地方主要领导人被撤职；东明事件后，地方政府组织环保检测部门出面检验水质；出租车罢运之后，重庆政府启动对出租车行业的调研等等。

            这些安抚性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来看，它还仍然只是“授之以鱼”而已。它可以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真正要预防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反复重演，还需“授之以渔”，这里的“渔”是什么呢？就是允许民众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政府建立制度性对话。

            显然，对话的前提是存在对话双方。一方自然是国家权力机构，但是“另一方”是谁呢？遗憾的是，在几次大规模暴力型群体性事件中，在对话的“另一方”，我们都只看到黑压压的一片“群众”，他们往往无名无姓、无组织无纪律，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可以说，正是公民组织的匮乏，导致了群体性事件中对话的困难，恶化了群体中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大量的公民组织，政府不但能在自己和“黑压压的群众”之间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对话平台，从此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只要是一个组织，除非它以恐怖袭击为目的，它必然要考虑自己的声誉和持续发展，因此一般来说会克制成员的过激行为。只有当一群人可以迅速“人间蒸发”时，他们的行动往往才肆无忌惮，从而引发杀人放火的悲剧。正是因此，政府应当宽容那些温和理性的民间组织，因为它们不但可以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及时有序的释放“健康信号”，而且它可能成为民间声音温和化、理性化的一个机制。

            长期以来，一些官员习惯于将“生存权”和“自由表达权”对立起来，说什么“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而言论结社自由则是知识分子们的奢侈品，普通民众中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却说明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很多普通人正是要通过表达的权利去争取生存的利益。其实，无论政府还是民众，没人爱“折腾”，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出现，多半是因为缺乏制度性的对话机制而造成的诉求非制度性表达。与其“授之以鱼”，在矛盾爆发之后采取种种安抚性措施，不如“授之以渔”，宽容民间组织的存在，让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去可持续地与政府对话，在细水长流的互动中化解矛盾。如果说“鱼”是利益，那么“渔”就是权利。没有权利保障的利益诉求，就象碗里被施舍来的饭，吃了上顿很难保证还有没有下顿。

    该公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xuzhiyong

    该公民的演讲：

http://zh.eastday.com/html/2009/07/20090717174009.asp

    该公民及其同道开办的组织和网站：

http://www.gongmeng.cn/index.php

     该公民29号出门喝茶，据说至今未归。

    让我们记住这位公民，这个事件，以及“那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几乎无可作为，但至少还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可以用来致意，用来蔑视，用来记录，用来端详，用来关注……让我们用它来向一些人致意，而对另一些人，只需打量而已。

    今天的中国人为文革年代的沉默而羞愧不已，希望将来的我们不会为今天的沉默而鄙视自己。